王爾琢這個名字不如朱德、彭德懷那樣耳熟能詳,但他在紅軍初創時期的地位,其實是和朱、毛并列的。
如果他沒有在26歲那年犧牲,共和國的元帥名單里,絕對會有他的名字,甚至排名會非常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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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唏噓的是,他的犧牲并非倒在沖鋒陷陣的戰場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槍口下;他的死,讓毛主席痛心疾首,甚至在幾十年后依然對導致這場悲劇的始作俑者耿耿于懷;而他的妻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守著一份無望的婚約,苦熬了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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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1歲的毛澤東在上海,作為黃埔軍校復試的主考官,第一次見到了前來趕考的王爾琢。
那時候的王爾琢,風華正茂,才華橫溢。
毛澤東一眼就看中了這個湖南老鄉,兩人一見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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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誼,不是普通的上下級關系,更像是一種大哥對小弟的欣賞與呵護。
王爾琢也沒讓毛澤東失望,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黃埔一期,和后來的國民黨名將鄭洞國成了同學,而鄭洞國正是他妻子的堂哥。
王爾琢在黃埔的表現簡直就是“開掛”。
周恩來對他極為器重,畢業后力勸他留校任教。
后來北伐戰爭爆發,蔣介石為了拉攏他,許以高官厚祿,甚至直接拍出5000大洋的支票。
王爾琢看都沒看一眼,直接拒絕。他心里清楚,道不同不相為謀。
南昌起義后,王爾琢的軍事才能徹底爆發。
特別是在井岡山會師后,他成了紅四軍的參謀長兼28團團長。
當時的28團是什么概念?
那是紅軍的主力中的主力,后來林彪之所以能起家,很大程度上就是接了王爾琢的班。
龍源口大捷,王爾琢率領28團奇襲敵軍指揮部,殲滅一個團,打出了“飛兵團長”的威名。
悲劇的導火索,出現在1928年。
這一年,湖南省委派了一個叫杜修經的巡視員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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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杜修經,也就是后來讓毛主席“耿耿于懷”了一輩子的人。
杜修經這個人,書生氣太重,對實際情況缺乏了解。
1928年4月他第一次上山,走馬觀花看了一圈,覺得井岡山太窮,養不起大部隊。
等到6月,他帶著省委的“死命令”二次上山,要求紅軍主力離開井岡山,進攻湘南。
更離譜的是,他還帶來了撤銷毛澤東特委書記職務的命令,只讓毛澤東管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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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當時就急了。
他看得非常透徹,湘南那邊敵軍重兵把守,紅軍去了就是送死。
王爾琢是堅定的“挺毛派”,他站在毛澤東這邊,堅決反對下山。
部隊里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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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29團主要由湖南暴動的農民組成,這些人思想覺悟還沒那么高,滿腦子想的都是“打回老家去,老婆孩子熱炕頭”。
杜修經抓住了這種思鄉情緒,趁著毛澤東不在,利用自己的職權,強行拉著部隊往湘南跑。
結果不出毛澤東所料,部隊在湘南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痛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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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團幾乎全軍覆沒,8000多人的隊伍被打散,最后只剩下一個連被蕭克帶了回來。
這就是著名的“八月失敗”。
主力被打殘了,朱德只好把殘部整編為一個團,自己兼任團長,王爾琢委屈降職為參謀長,準備帶著隊伍經桂東撤回井岡山。
就在撤退途中,人性的丑陋暴露無遺。
擔任前衛的28團2營營長袁崇全,也是黃埔一期生,還是王爾琢的老同學。
這個人吃不了苦,看著局勢不好,竟然脅迫部隊改變路線,企圖投敵叛變。
消息傳來,朱德怒了,主張直接打過去,把叛徒消滅掉。
這時候,王爾琢站了出來。
他攔住朱德說:“不能打!那是我們的隊伍,戰士們是被脅迫的。袁崇全是我同學,我去把他喊回來!”
王爾琢太善良了,也太重感情了。
他認為大家都是一起流過血的兄弟,只要把道理講清楚,袁崇全會回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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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28日晚,崇義縣新義圩。
王爾琢帶著少數人追上了叛軍。
他沒有下令開槍,而是站在陣地前大聲喊話:“同志們,跟我回去!我們是紅軍,不能當逃兵!”
聽到老團長的聲音,被脅迫的戰士們紛紛放下槍,跑回了隊伍。
眼看大勢已去,躲在破廟里的袁崇全惱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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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王爾琢走到破廟前,還在試圖勸降這個老同學時,袁崇全在這個黑暗的角落里,扣動了扳機。
雙槍齊發。
王爾琢胸部中彈,當場犧牲。
那一年,他才26歲。
王爾琢的死,對紅軍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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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聽到噩耗后,悲痛欲絕。
在追悼會上,毛澤東親自起草了那副著名的挽聯:“一哭爾琢,二哭爾琢,爾琢今已矣!留卻重任誰承受?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后如何?得到勝利方始休!”
字字泣血。
毛澤東后來多次在公開場合點名批評杜修經。
他認為,如果不是杜修經瞎指揮,部隊不會去湘南;不去湘南,就不會有慘敗;沒有慘敗,軍心就不會動搖;軍心不動搖,袁崇全就不敢叛變;袁崇全不叛變,王爾琢就不會死。
這個邏輯鏈條,在毛澤東心里盤桓了半個世紀。
直到晚年,提起這段往事,毛主席依然難以釋懷。
王爾琢犧牲了,但他留下的悲劇,還在他的家庭里延續。
這就不得不提他的發妻——鄭鳳翠。
鄭鳳翠是大家閨秀,鄭洞國的堂妹。
她和王爾琢是青梅竹馬,感情極深。
兩人結婚后,只在一起生活了短短三個月,王爾琢就為了革命離家遠行。
這一別,就是永訣。
王爾琢離家時,鄭鳳翠已經懷有身孕。
后來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王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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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通訊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尋找一個人是大海撈針。
但鄭鳳翠沒有放棄。
她曾帶著年幼的女兒,千里迢迢跑到武漢去尋夫。
命運在這里跟他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就在鄭鳳翠抵達武漢的時候,王爾琢恰好跟隨部隊離開了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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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在時空上擦肩而過。
王爾琢直到犧牲,都沒能看一眼自己的親生女兒;而鄭鳳翠,也再沒能見到丈夫一面。
回到家鄉后,鄭鳳翠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她不知道丈夫已經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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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報紙上經常有關于“剿匪”的消息,她偶爾能聽到王爾琢的名字,那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動力。
她守著那個家,守著女兒,替丈夫盡孝,侍奉公婆。
這一守,就是27年。
在這27年里,苦難專挑苦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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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唯一的女兒王桂芳,長到20歲時,正值花樣年華,卻因為患上膽囊炎,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不幸病逝。
喪夫(雖然她當時還不知道)、喪女,這種打擊對于一個女人來說是毀滅性的。
為了給王家留個后,她過繼了王爾琢的一個侄子王奎祚做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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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命運并沒有放過她。
這個過繼的兒子后來參加了志愿軍,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壯烈犧牲。
一家兩代忠烈,留給鄭鳳翠的,只有無盡的孤獨和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痛楚。
直到1949年以后,政府的工作人員找到了鄭鳳翠,告訴了她王爾琢早已犧牲的消息,并送來了烈士證書。
此時的鄭鳳翠,已經不再年輕。
由于生活實在困難,加上政府和族人的反復動員,希望她能有個依靠,度過晚年。
在極度痛苦和無奈中,她最終答應改嫁給比自己小一歲的族弟王爾奎。
據說,在改嫁的前一天晚上,鄭鳳翠抱著王爾琢的遺像,哭了一整夜。
她覺得對不起丈夫,守了半輩子,最后還是沒能守住這個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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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地下的王爾琢如果有知,一定不會怪她,只會心疼她吃過的那些苦。
改嫁后的鄭鳳翠,生活依然平淡。她和后夫生活了34年,雖然日子清貧,但也算安穩。
1989年6月,87歲的鄭鳳翠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在整理她的遺物時,家人們在一個貼身的小盒子里,發現了60顆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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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60顆杏仁,讓在場的所有人淚流滿面。
原來,這是她在得知王爾琢犧牲的確切年份后,默默收集的。
每一顆杏仁,代表著王爾琢犧牲的一年。
那是她用一種最隱秘、最樸素的方式,在心里為亡夫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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