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在動物城里，斑馬、兔子都能被保護，只有魚還在“合法被吃”？

九年前，第一部《瘋狂動物城》憑著天馬行空的想象力，為全球觀眾構建了一座前所未見的動物大都會。在2025年11月26日，這一佳作的續集《瘋狂動物城2》上映，又一次讓全球觀眾為之“瘋狂”。

這次的動物城依舊延續了之前的設定：在一座由“氣候墻”分割出雨林、沙漠、冰川、城市中心區的奇觀城市里，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同桌進餐，兔子警官與狐貍騙子成為拍檔，警局前臺坐著獵豹，市長辦公室由獅子、綿羊和馬先后執掌……

（氣候墻：一日之內，一“城”之間，而氣候不齊）

在這座動物城中，自然界百萬年來形成的“叢林法則”，被一套人類般的“社會契約”徹底取代。食草動物的生存權利得到保障，食肉動物也能抑制自己的捕食欲望——在這座現代化的城市中，不同的動物居民“各司其職”、整個社會井井有條。

但在第二部的劇情中，隨著動物城外的“濕地市場”被發現，一段塵封的往事也浮出水面——在許多年前，林雪猁家族為了打壓蛇族，用政治陰謀將爬行動物趕出了動物城。在那以后，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只得在城邊修建“濕地市場”以供棲居。

（海報中為“濕地市場”的環境）

隨著“蛇類”的身影浮現在動物城，食肉動物和食草動物的矛盾暫被擱置，主角不得不面對新的“種族歧視”問題。而當這場動物間的“平等夢”又一次被擊碎后，觀眾也不由換上了一種批判性的視角，重新審視著發生在動物城的一切。

沒過多久，大家就發現了新的“槽點”——在這個“動物平等”的類人社會，一只體型巨大的魚卻被海象一口吃掉；而進了濕地市場以后，朱迪和尼克也被逼著吃了幾條活生生的肉蟲。

（肉蟲恐懼癥患者謹慎觀看此畫面）

對此，不少網友提出了質疑：在這個“狐貍吃兔子違法”的社會，為什么“魚類”和“蟲子”卻被心安理得地當成“食物”呢？

一、“開智”——“文明社會”的入場券

其實，在“動物擬人化”的動畫作品中，這樣的討論并非首次出現了。

當動畫的一部分動物成為了主角，并被賦予了人類的情態與特征，常會有另一些動物仍保留“動物化”的特點，并在敘事中承載著原始的“動物”意義。

（在動畫《唐老鴨》中，擬人化的“高飛”和保留狗狗特征的“布魯托”的兩種“狗生”）

后來，網友開始使用“開智”一詞，來區分這種“動物擬人（furry）動畫”中的兩種設定——當一個動物角色呈現出“直立行走、穿戴衣物、擁有語言和復雜情感”的人類特征，那么我們就認為它是經過“開智”的；而反之，如上圖的“布魯托”一般停留在獸形的角色，就被觀眾認為是“沒開智的”、原始意義上的“動物”。

而在系列電影《瘋狂動物城》中，“動物擬人化”的設定又被推向了一個新的深度。相較于《海綿寶寶》等動畫對社會的含蓄隱喻，《瘋狂動物城》從一開始就帶有著更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與政治寓言性。

在動物城中，動物們不僅“開了智”，還向著進一步的“社會化”方向進化——它們的文明甚至發展到了近現代社會——代表了科技發展的“氣候墻”，以及代表了“城市化”的“Zootopia”，都是這一文明階段的顯著體現。

（動物城“Zootopia”被“氣候墻”分隔的不同區域）

動物城的建立基于一個史詩般的起源敘事：在某個歷史轉折點，所有“開智”動物達成共識，放棄基于食物鏈的暴力關系，共同建立法治與文明社會。這場“社會契約”的核心條款與近代人類歷史上的“啟蒙思想”類似：我們承諾不再互相捕食，而是用“理性”代替“動物本能”，依賴農業、科技與明確的社會分工生存。

最初，大家都沉浸在這種“烏托邦”的夢中。而隨著劇情的發展，我們逐漸發現這里并非想象中的那樣“平等”——在動物城中，哺乳動物的地位似乎是最高的。他們能輕易羅列一個罪名，將本屬于“建設者”的爬行動物趕到邊緣化的“濕地市場”；而蟲類、魚類等族群，甚至不能算成“居民”，只能算作一種“資源”。

（濕地市場的廣告牌明確表明“魚類是食物”）

仔細思考，這像極了“古希臘民主的局限性”——你想獲得民主的權利，就要先被納入“民主”的范圍。動物城的“社會契約”，從一開始就有一份未公開的名單。這份名單基于一個看似自然的判斷：只有掌握了話語權的動物，才能優先選擇自己的地盤；而沒有“開智”的動物，甚至沒有資格坐上談判桌。

在《瘋狂動物城》里，生命的價值有著潛在的等級劃分。它是由生命結構的復雜程度來排列的。“開智”的界限大致在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以上。至于下面的動植物，則是默認“未開智”的。它們沒有收到締約的邀請，自然也不受契約條款的保護。

（動植物生命結構“復雜性”程度排列圖）

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在《自由之路》中所言：人類因對混亂現實的不滿而夢想良好秩序的社會，但這種夢想本身，就可能包含著新的排除。

在一般的“動物擬人化”動畫中，我們可以將這種細節理解為劇情發展的客觀處理；但在具有高度“烏托邦”寓言性質的《瘋狂動物城》中，我們就需要注意這些“邊緣群體”所承載的社會隱喻了。

那么，“魚類和蟲子”，到底代表著什么群體呢？

二、當魚兒只是“客體”——文明階梯上的價值排序

要理解動物城中“魚類是食物”這一看似自然的設定，我們必須回到其文明建構的核心邏輯——“開智”，而這本質上是一個關于“主體性”的哲學問題。

當一個生命能夠意識到自我的獨特性，區分“我”與“世界”，并開始追問“存在”的意義時，它便獲得了主體性。這種自覺，在哲學史上被視為文明躍升的關鍵。

（夏奇羊在第一部演唱的歌曲《Try Everything》中，在進入第一次副歌前，“I”就已出現了23次）

黑格爾指出，正是近代以來人類對自然與自我的發現——“主體性”的覺醒——推動了歷史進入新階段。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的文明三階段論（蒙昧、野蠻、文明），其劃分標準也是一種基于認知與改造自然能力的主體性尺度。

在《瘋狂動物城》的框架內，這套邏輯被直接平移至物種之間。動物“開智”與否，及其擬人化的程度，成了衡量其文明等級與是否具備“主體性”的直觀標尺。

哺乳動物及部分兩棲動物、爬行動物，因其在敘事中被賦予復雜的語言、情感與社會結構，被視為進入了“文明”階段，從而獲得了不可侵犯的“主體”地位。

而與此同時，居住于“濕地市場”的“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則更像是處于一種“野蠻”的階段。而更低級的魚類、昆蟲等物種，則因其被呈現出的“原始”與“沉默”狀態，被劃歸為尚未“開智”、缺乏主體意識的“蒙昧”存在。它們自然地被排除在道德關懷與法律保護的主體范圍之外。

（在《瘋狂動物城2》的電影海報中，作為主角的“蓋瑞蛇”連衣服都不用穿）

因此，“魚類是食物”并非只是一個事實陳述，更是一套文明價值判斷的結果。這套判斷，與人類歷史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同構：它早已預設了生命的價值存在高低之分。人類（或“擬人化”的動物）因擁有更高的理性與主體性，有權支配和利用那些“較低等”的生命形式作為資源。

而從人類的倫理實踐角度看，這種“生命價值高低”的區分其實是一種“不得已”的理性選擇。它源于人類最基本的吃飯問題：如果將所有生命形式的價值絕對平等化，那么人類為了基本生存所需的攝食行為本身，就將陷入道德困境。

換句話說，你如果認為自己與其他生命的價值沒有高下之分，那么“吃肉”本身就是一種“違背倫理”的行為。

中國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對此進行了解答。他在闡述“萬物一體”的同時，亦認為人與萬物的生命有著自然的“厚薄”之分——人類的生命高于其它，因此為生存而利用其他生命，并不與“良知”沖突。

當代哲學家張世英進一步指出，我們既要摒棄將人類利益絕對化的“人類中心論”，也避免陷入否定一切價值差別的“極端神秘主義”，而是在承認人類生命獨特價值的同時，又需抱有同類感和惻隱之心。

所以，當我們把“魚兒”當成一種“生命價值低于人類的生物”，那么“擬人化”的海象對其進行捕食，就不存在倫理問題了。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為了維持生命而傷害相對低等生物的生命，是合乎道德的。

然而在電影中，當狐貍與兔子吃蟲子、海象直接生食魚類時，仍有許多觀眾感到了本能的“不合理”。

（網友在小紅書發起的投票，其中近一半人認為“不合理”）

這種感受，或許正源于孟子所說的“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的普遍惻隱之心。身為“動物城文明居民”的朱迪、尼克與海象，卻仍通過最原始的方式來生吃動物，讓我們感到了一種價值上的“疏離”。

觀眾的不適感，其實還隱藏著一種深刻的矛盾：任何看似穩固的文明秩序與倫理邊界，都可能建立在某種選擇性的“視而不見”之上。一個以“文明”、“平等”自詡的烏托邦社會，在對待“非我族類”時，卻輕易地關閉了同理心，實踐著一種冷酷的“例外主義”。這同樣是現代人類社會應當警惕的問題。

三、“無知之幕”后，

萬一我們成了“魚兒”呢？

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不再把魚兒視為理所當然的“食物”，而是潛在的、被系統剝奪了權利的“主體”時，那么動物城的敘事就會出現顛覆性的反轉。

這個名為“Zootopia”（動物烏托邦）的國度，原本寓意著一種“理想國”的概念。在古今中外，“理想國”一般建立在兩個經典要素之上：“按需分配”與“各司其職”。

如果按照托馬斯·莫爾的想法，就應該是“狐貍扮演狐貍的角色，兔子扮演兔子的角色”。

然而，《瘋狂動物城》的故事從一開始，卻顯示出一種“反烏托邦”的特點。朱迪和尼克的突破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他們試圖打破社會預定的角色。

（“愚蠢的兔子”和“狡猾的狐貍”都當上了警察）

在這個“動物烏托邦”，我們希望各種動物歡聚一堂，彼此再無高低貴賤之分——但這對魚類和蟲類而言是不可能的。它們的角色從出生起就被固定為“食物”，沒有任何突破的可能。

這其實符合了人類歷史上的階級與種族歧視邏輯。正如美國《獨立宣言》最初未賦予婦女和黑人選舉權，動物城的“平等”也只是特定群體的內部平等。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生命，則成了一些潛在的“被剝削者”。主體群體對他們的壓迫，也常常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行為。

（“林雪猁家族”就是典型的“資本家”與“政客”形象，為了達成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

在《瘋狂動物城》第二部，這種“反烏托邦”的意識則越來越明顯。這個看似“粉飾太平”的城市，貧富差距、權力濫用、科技倫理失范等問題愈發凸顯。那曾象征融合奇跡的“氣候墻”，卻終究成為了物理上區隔與壓迫的工具。

這其實暗合著思想家卡爾·波普爾所警示的“烏托邦社會工程”的危險——那種相信理性可以締造人間天堂的企圖，結果總是造就了人間地獄。

夏奇拉在主題曲中唱道“把舞池（floor）變成動物園”，但（floor）同時有“發言席”的意思。歌曲表達了一種“把發聲權還給每個動物”的愿望。這恰恰揭示了在動物城中，誰有資格登上這個“發言席”，話語權從未平等。

（在動物城中，也存在“資本的原始累積”：“大先生”就致敬了經典黑幫“教父”的形象）

那么，“反烏托邦”的敘事，是否意味著烏托邦理想必然破產？答案并非如此。以賽亞·伯林的“價值多元論”或許提供了另一種思路：真正的烏托邦精神或許不在于提供一個靜止的完美終點，而在于保持社會始終具有開放性、對話性與可修正性。

幻想有一天，如果有一條“開智”的魚游到了動物城中，詢問投票席上的動物們：

“為什么我天生就是食物？

為什么我不能成為你們的樣子？”

那么，動物們應該怎樣回答呢？或許它們會面無表情地說：

“要想安然度過渺小的一生，魚就應該沉浸在‘未開智’的狀態、作為食物平靜地死去。”

“如果魚想嘗試‘覺醒’，只會面臨‘鐵屋子’的困境。”

（魯迅在《吶喊》中描述的“鐵屋子”）

也或許，動物們會站在“無知之幕”的角度進行思考：偏見的存在是世代累積的，可生命降臨的可能性，卻是完全隨機的——如果自己不幸“投胎”為動物城的一條魚，又該怎么辦呢？

那么，最好的做法是在制度建立之初，就將魚兒的“潛在困境”考慮進來——盡管那會對一些現有的“群體無意識”進行挑戰。

但是，“私利”只是出于個體的功利考慮，而“人文關懷”卻是人類價值的恒久追求——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就是為了讓那些不幸化為“魚”的人，也能擁有“咸魚翻身”的可能。

（彩蛋中的鳥羽，暗示第三部的內容與鳥類有關）

在《瘋狂動物城2》的結尾，有一根羽毛輕輕落下。但在此刻，它或許超越了鳥類的范疇，成為對所有“被排除”之生命的隱喻。正如《肖申克的救贖》里的那句話：

“有些鳥兒是關不住的，它們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

或許，“烏托邦”精神最珍貴的核心，不是提供一個完美的藍圖，而是保持一種永恒的、向更公正未來開放的可能性。它正如一個永遠都無法實現的夢，卻無時無刻提醒著我們，任何自詡完美的秩序，都必須直面一個永恒的詰問：

在我們的視野之外，是否仍有生命在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