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青年研究員成博導，這事我看行

從青年博導包大為到青年博導江佳鳳，再到青年博導（雖然只是具有招生資格）閔超，浙江大學繼續發揚“敢為天下先、勇立改革潮頭”的精神，給全國高校樹立了一個榜樣，那就是不拘一格識別英才、使用英才，打破了過去博導必須是教授職稱的框框。

據浙江大學人才工作辦公室介紹，自2020年7月1日起，學校全面實施“新百人計劃”，核心目標是加快引進和培養一批能獨立發展一個學術方向，或有潛力成長為團隊骨干，學術業績和成果得到廣泛認可的優秀青年人才。入選后的“新百人計劃”研究員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資格。博導是博士研究生指導資格，不是技術職稱，需按程序獨立或團隊招收博士研究生。

顯然此次閔超的超拔使用也是在這個計劃之中的。

目前對于這種行動計劃輿論一般持謹慎和質疑態度：

有的人指出，文科不同于理工科，理工科可以在2-30歲就有超乎前人的發現，而文科在2-30歲卻處于積累的關鍵階段。也就是說，質疑這些年輕博導的實際學問水平和學術能力。持這種觀點的人大多認為大器晚成，人到40歲之前最好不寫論文。

田先生對寫文章、發文章非常謹慎，經常講要厚積薄發，甚至講過40歲以前不要寫文章，要多讀書。又說過寫了文章至少要放三個月，之后拿出來再讀，修改到自己確實滿意了，再投出去。初稿出來后，他還會向身邊的同事請教，甚至向研究別的斷代而對某問題有特別專長的人請教，請他們提批評修改意見。時代變化實在太快，那時候看似平常的事，現在幾乎完全沒有了踐行的土壤和環境。大部分青年學者只能感慨：我們確實想學，但是實在學不來！田先生還特別注重論文的質量而不是數量，強調要少而精，關鍵是看論文所達到的“境界”。對于年紀輕輕就發了幾篇文章、而水平實際平庸的后輩，他會直斥其不入流，無異當頭棒喝。 公眾號：人文學術社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主要集中于文史類的研究，對于哲學研究我看則未必。馬克思本人的英才其實在畢業論文中就展現出來。馬克思本人還是在缺席答辯會的情況下，論文獲得通過。

當然在此案例中人們也提到閔超需要再積累和擴展視野，那是自然的。

然而支持者則這樣認為，這些青年人才已經通過他們的論文，特別是在核心期刊中的論文，有的是核心中的核心，所謂極度核心期刊中發表論文，而且是獨立作者，這一點本身就證明了他們的能力，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甚至遠遠超過了一般高校里的那些教授和博導。

所以我們憑借什么去質疑他們的學術能力呢？

第二種質疑在于這種超拔使用是否構成青年人才不可承受之生命之重。因為我們看到目前高校內卷極為嚴重，許多青年人才為了職稱和論文項目拼命內卷，不少年輕老師走上了馬克思所謂的“過勞死”的路途。2025年也被稱為高校教師早死年，有好事者甚至專門編纂浙江高校“墜英錄”，特別是今年3月份最具有影響力的劉永鋒的早逝，更是給科研人才敲響了健康的警鐘。

所以這種質疑有點傷仲永的意思，對于這種人才我們是給他們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還是給他們上馬增壓，我們的確需要考慮。

第三點，浙江大學的這種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對守成派或者保守派一定的打擊，至少是心理上的打擊。人是有妒忌心的，我辛辛苦苦積累，混到副教授，都沒有混到博導資格，你就憑幾篇核心輕輕松松獲得博導資格？這種情況也可能加劇這些走傳統路徑的人才的躺平心理。有人甚至懷疑這背后是否存在閔超博士導師是否有學閥嫌疑、圈地嫌疑的問題。這個內情外人自然無法清楚。

事物很難是完美的，制度也一樣。

從筆者的私人角度看，筆者更愿意看到這位青年才俊走得更遠，飛得更高。

至于國內整個的馬理論研究出現的命題作文傾向，這個就不是閔超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大家應該共同擔責的問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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