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甲醫院一辭職醫生揭秘：有的醫生收入1000萬！

從醫院辭職，就像在中國脫離任何一份體制內的工作一樣。一張手續單上蓋著來自人事處、財務處、保衛處、病案科、供應科、工會等共計21個部門的紅色印章。醫生王森才終于脫下白大褂，離開手術臺。

在辭職之前，王森身心俱疲。他粗略統計，這些年由他擔任主刀的手術一共2000多臺，有他參與的手術不計其數。

工作量太大了。很多時候，他都是上了手術臺才初次見到患者。那些患者已經被麻醉，身蓋無菌布，只露出緊閉的雙眼，靜靜地等待著王森。王森拿起手術刀，剖開他們的腹部，工作數個小時或者更漫長的時間。待手術結束后，當王森再次與那些患者在醫院相遇，他卻根本不記得他們的樣子。

“以我現在的年資來說，已經熬過了最苦的階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學醫的心態是不是和現在的心態相符合。”

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做了整整十年醫生。他畢業于中國一所著名大學的醫學院，獲得臨床醫學碩士學位，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王牌科室就職。從實習醫生、住院醫師開始，他一年一年地熬過了年輕醫生最艱難的時段，晉升為主治醫生，成為科室中同年資最優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今后本應是平步青云，一帆風順。

可是他卻放棄了。中國醫療環境的兇險和未知讓他感到悲觀，他聲稱自己看到了很多“黑暗的、隱性的東西”。辭職后，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然后移居上海，學習藝術課程，與過往的環境告別。

“大家都覺得，為什么看個病這么難，掛個號這么難，為什么醫生這么冷漠，這么多矛盾……”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館告訴端傳媒記者，是因為“每一個環節都出了差錯。”

下面是前醫生王森對端傳媒所做的自述。

“在有限的時間內，住進來的病人越多越好。”

在中國做醫生，不僅要精進醫術，還要應對各種行政命令。因為公立醫院作為“事業單位”，是由政府利用國有資產設立的社會服務組織，醫生亦是國家體制內的成員，必須接受政府的管理。

在中國大陸深化醫療改革的進程中，為減輕管理上的壓力，政府不再擴大公立醫院的規模，于是醫院開始強調“周轉率”——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盡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這樣不僅可以提高醫院的收入，還可以在數字上證明管理效率的提高。

醫術本應是“精益求精”，現在卻是“多多益善”。對于王森來說，初做醫生的新奇與熱情，很快便被這些從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是很有熱情的，每天都能學到新東西，自己從開刀、切皮，慢慢地能做簡單的手術，后來可以做復雜的手術，接觸到罕見的病例也很興奮。那時，手術室到下午四點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時間，經常一起吃個飯，學習一些新技術。”

“后來，醫院開始強調周轉率，強調平均住院日，要提高手術效率。平均住院日，就像吃飯的‘翻臺’一樣，在有限的時間內，住進來的病人越多越好，而隨之而來的醫療服務質量會越來越差。這種東西對領導比較好，比如院長、主任，周轉率高了，平均住院日縮短了，證明他們的管理有效，他們會很有面子。”

“醫院的指標是什么呢？每一年的手術量要提高10%。就是說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下一年的手術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如果醫生達不到指標，就扣除獎金。這樣的結果就是，我要不斷增加手術量，不斷縮短病人住院的時間。”

以前一天做兩、三臺手術，后來增加到一天五、六臺手術，甚至七、八臺，這是我在過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實。沒有人反抗，大家都逆來順受，隨波逐流。就像北京的房價一樣，最開始你覺得兩三萬一平米很貴，你覺得忍受不了，但是現在十萬塊錢一平米你也不得不買，你要繼續忍受。”

“一位全國頂尖的大夫，一個月工資就五萬塊錢。”

在中國，培養醫生的成本高昂。一名醫科學生成為執業醫師，通常需要七至八年，成為主任醫師需要約二十年。但醫生所能得到的物質回報卻不一定盡如人意。

中國的醫療服務定價很低。通常來講，門診掛號費、醫生護士的診療費都只有幾元到幾十元不等。醫生沒有高薪。

“做醫生，基本上‘五年一個臺階’。醫學院畢業生，從業五年可以考主治醫師，再過五年就可以考副主任醫師，然后是主任醫師。一個醫生在40歲上下，職稱就基本到頭了。”

“不同職稱的基本工資相差不多。我作為主治醫師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人民幣），主任醫師也就比我多兩三千塊錢。剩下的都是靠獎金，獎金就是臨床工作的提成、手術的提成，按照比例分配。”

“我工作的醫院科室，剛畢業的‘小大夫’（指年輕醫生），一個月總收入八千到一萬，住院總醫師有一萬出頭。主治醫師按年資分低年主治和高年主治，收入分別是一萬五六和兩萬左右。副主任、主任差不多能拿到三、四萬。基本上，（這三、四萬）收入的絕大部分都是獎金。”

“我們科室有一位六十歲的‘大牛’（指權威醫生），我有一次看到他的工資單，那個月他總收入是五萬。”

“你想想，一個屬于全國頂尖、‘Top Ten’（前十名）的大夫，算上獎金，他一個月工資也就五萬塊錢。”

“現在手術收費是1994年定的，沒變過。”（說明：2017年北京地區醫藥分開綜合改革中對部分手術收費進行了調整）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曾有數次提議要改革醫生的薪酬制度，提高醫生待遇。王森也向端傳媒記者指出，醫生的勞動價值沒有在醫療費用中得到體現；現在的手術收費標準是1994年定的，二十多年都沒有改變過；現行的醫療收費，絕大多數都是耗材的費用，而支付給醫生的人工費用其實很低。

“我們的手術費是獎金的一部分，它是當月返給大夫的基本手術提成費，大概是這個手術費用的7%。例如，一個癌癥切除手術，可能會做五到六個小時，需要四至五位大夫、兩個護士、兩個麻醉師，大約八個人。手術費是三千多元，其中約7%（約兩、三百元）返給手術的醫務人員。我作為主刀，我拿這7%的提成中的一半，一百多塊錢——也就是說我工作了五六個小時，才掙了一百多塊錢。下面的主治大夫、醫生助理所能拿到的錢就更少了，住院醫生、實習大夫拿的更少，他們拿這個7%里面的3%左右，也就是幾塊錢。”

“并且，如果你的手術量提高不到10%，這些獎金就不發給你了。”

“更可怕的是現在國家要實行‘單病種’管理（指某些病種的付費標準被固定下來，包括患者就診期間發生的所有費用，業內俗稱‘一價包治好’）。單病種有好處，也有不好，得區別對待。例如做一個腹部某部位的肌瘤手術，不管病人長100個瘤子還是1個瘤子，無論疑難程度多大，就是3000塊錢。如果這個病人的花費超過了3000塊錢，醫院只好掏錢。就變成醫院賠錢做手術了。”

“這就造成，只能給病人做開腹手術，而不會使用更加先進的腹腔鏡。因為開腹手術的手術費只有幾百元，腹腔鏡（的成本）貴許多。但大家都知道，開腹手術對病人的創傷很大，腹腔鏡打幾個眼就可以了。”

“不過，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醫生總有辦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

北京一所醫院的手術室正進行腿部手術。

“為什么全中國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為確實很掙錢。”

在中國，不少醫生都會通過走穴、藥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來獲得“灰色收入”，增加個人收益。有一些“灰色收入”游走在法律的邊緣，例如收受大額藥品回扣，嚴格意義上來講已經觸犯了法律，但依舊在當今的中國醫院中屢見不鮮。

醫生的真實收入不僅取決于醫術和年資，還與從事的領域、工作的科室，以及醫德緊密相關。

“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比如去講學，講一次課能拿兩三千塊錢的報酬；有一些是‘擦邊’的，就是走穴，比如醫生外出會診，到別的醫院做手術。現在國家是默許走穴的。以我工作的領域來說，全國最牛的幾個大夫，走穴做手術的行情是一萬到兩萬吧。”

“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藥品和器械的回扣。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患者骨折了，醫生放一個內固定釘子，或者一個鋼板，都是有回扣的。做這種手術其實挺快的，手快的大夫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做一臺手術。你知道中國最頂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掙多少錢嗎？一千萬。例如為腰椎間盤病人手術用的人工椎間盤，售價是5萬元，（醫療器械廠家）能給大夫的回扣是1萬元。”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醫生總有辦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

“回扣要分科室。為什么全中國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為確實很掙錢。心內科導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掙錢。像我所在的科室這一塊就比較少，沒有什么耗材，有的也是‘小錢兒’，放一個止血的、防黏連的器械，一次可以提幾百塊、一千塊的回扣。”

“還有藥品和檢查，像剛才說的手術是賠錢做，但在恢復階段，醫生可以給病人用各種各樣的藥物，來提高收費。”

“我所在的醫院，收紅包的醫生比較少。個別的醫生比較貪，愛收紅包，但絕大多數醫生不是。因為沒有人對自己的醫療技術是百分之百確信的，萬一出了點什么事，紅包就是把柄。”

“科研壓力就像腦袋上懸的劍”

中國的醫生，只有“白天忙臨床、晚上忙論文”，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脫穎而出。

根據1986年中國國務院實施的《專業技術職務系列》，醫生職稱評審和聘任是與科研工作相掛鉤的。除了繁重的臨床壓力，醫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來寫論文、申請科研基金。例如，在一些省份，若要晉升主任醫師，醫生必須要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三篇以上的論文。

“大醫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車轱轆一樣地轉，除非是特別差勁的，其實所有醫生的指標（例如手術量）都差不多，沒什么可比的。誰能晉升職稱，誰不能晉升職稱，說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誰能發文章，誰能申請基金。”

“科研這個事是永遠懸在我腦袋上的一把劍，是一個緊箍咒，我時刻想起來都會頭疼。”

“但在中國，科研這些東西，很少有醫生能發表SCI（指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檢索的國際期刊），大多數人發表的文章，引用率都是零。純粹為了晉升職稱。”

“這是很大的資源浪費，還不如大家都踏踏實實去做該做的事，臨床大夫就把臨床做好，有興趣和精力再去想別的問題。像有一些地方，比如香港，臨床醫生就是完全是按照臨床醫生的指標來去評價，不涉及你科研的內容，你做科研可以，自己感興趣就去做，但是需要評職稱，從‘副高’到‘正高’的時候，不評這些內容。”

“科研這個事是永遠懸在我腦袋上的一把劍，是一個緊箍咒，我時刻想起來都會頭疼。”

“就算置身事外，只做手術，不做科研。但到了發工資的時候，別人比我多掙幾千塊錢，總之心里還是會不舒服。”

“真正當了醫生才開始學怎么和病人打交道”

中國的醫學教育只重專業知識，忽略人文教育。王森感到，曾經的他作為一名醫科學生，卻對醫者的社會屬性沒有足夠的認知和理解。很多醫生在從業過程中，只能向患者提供技術幫助，卻忽略了人文關懷。

“醫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上學的時候，還沒有現在這么嚴重，大家關注的也很少。在我大學四年級，也就是進醫院實習之前，有個老教授給我們講了一節公開課，大概一個多小時吧，教怎么和病人溝通。進醫院工作之前也會有個崗前培訓，介紹一下這方面的事，但內容很少。”

“和病人交流，不是靠別人教你才能學會，而是得親身體驗，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養。像在國外學醫，學生要經過四年的其他專業的本科學習之后，才有資格去申請醫學院，那個時候學生都20多歲了，心理比較完整，也有了社會科學的知識積累，再去做醫生，是在相對比較成熟的狀態。在中國就是‘速成’——高中畢業的小毛孩就來學醫，從學校畢業就直接去接觸病人，不太注重人文素養的形成。”

“當然，醫生的心理壓力確實大，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屬圍著，兩分鐘看一個病人，還有過來‘加號’（指加塞看病）的，就不會耐心服務了，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

“但是，話說回來，我身邊的好多醫生，我換做病人我也會打他的，（那些醫生）說話特別沖，好像誰都欠他的。”

“一個醫療糾紛耗了我兩年時間”

在中國，醫療服務被民眾定義為消費。患者認為自己花了錢，理應有好的結果；一旦不如意，就會產生醫療糾紛。

很多重病頑疾的病患，常年看病，已經拖累得一家經濟困難，從鄉村的醫院一路看病，直到縣醫院、省醫院，最后到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醫院，最后在那里去世，落得“人財兩空”。

患者作為“弱者”，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醫院不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患者斡旋，也通常會以“息事寧人”的原則對家屬以金錢上的撫慰。這在某種程度上縱容了暴力沖突的發生。在中國，很多病患及家屬認為只要威脅醫院，就會或多或少拿到賠償。

醫院有專門調解糾紛的醫務科，通常都會設置在一樓，因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醫生可以隨時跳窗逃走。辦公室內沒有電腦、椅子和茶幾，因為有可能會憤怒的病患家屬當做“武器”來襲擊。一位醫務科的醫生曾私下對端傳媒記者表示，他從不為病患家屬倒熱水熱茶，因為有一次，情緒激動的家屬反手就將一杯熱水潑到了他的臉上。

“現在的情況是，只要（患者）告醫院，或多或少（醫院）都會給點錢的。”

王森也陷入過糾紛：“我遇到過一次醫療糾紛。2011年，我們科室收了一個年輕的急診病人，是卵巢囊腫，她肚子疼，B超顯示卵巢上長了包塊。但是她的卵巢里面還有一個小的包塊，是一個2公分的畸胎瘤，B超影像沒有顯示出來。手術時，我只把大包塊給解決了。”

“因為是急診病人，術前沒有做充分的交流，術后病人做復查的時候，發現了還有小包塊，就開始鬧別扭。說為什么手術當中沒有切除小包塊，要賠償，要26萬。”

“1萬塊錢是手術賠償，25萬是精神損失費。她說自己受到的打擊很大，整天抑郁，找不到工作，男朋友因此分手，等等。”

“然后就進入了醫療調解階段。這件事前后耗了我兩年時間，她見到我時始終都是很客氣的，還感謝我把大包塊切除了，但是沒辦法，窮嘛，就想訛點錢。”

“因為這件事，耽誤了我一年晉升職稱。最后醫院賠償了她幾千塊錢。但醫院不承認醫生有過失的，只是為了息事寧人……現在的情況是，只要（患者）告醫院，或多或少（醫院）都會給點錢的。”

深圳一所醫院，一名醫生走過走廊。

“當我成為主治醫生，就不直接接觸病人了。”

據《2015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的數據，34歲以下的醫生在逐年減少。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曾在2016年公開對媒體說，有約20%的醫學生畢業后不從醫。王森則更加直接地表示，他周圍的醫生朋友都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學醫。

而比起醫生群體的流失，中國病人的數量卻在不斷增加。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因為壓力、不良生活習慣、環境污染等原因，中國的患病人口在激增，官方預測從2000年到2025年，中國患病人數將增加近70%。

如王森一樣的年輕醫生，他們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而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卻很少被社會關注。

“第一次開皮、第一次縫肚子、第一次切除器官、第一次剔除腫瘤……其實只是暫時高興一下，就過去了。真正給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而不是‘我能做什么’的成就感。”

“有一天，我要去別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嗚嗚地哭了起來，說“大夫你別走，別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這樣一直攥著我的手……”

“我遇到很多惡性腫瘤的病人，中末期了，他們的表現是各種各樣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師，和我母親一樣年紀，得了癌癥，她的愛人剛做完心臟搭橋手術，老夫妻之間互相照顧。有一次，她來醫院做化療，床位很緊張，她和愛人只能在公共區域等待。那是個秋天的下午，太陽從西邊的窗戶照進來，人的輪廓就好像剪影一樣。我從辦公室出來，看見她把腳踩在愛人的腳上，她的愛人從后面抱著她，兩個人一步一步往前挪，像是在做游戲，旁若無人。”

“另外一個女患者也上歲數了，得了癌癥，脾氣不太好，經常和別的病人、家屬吵架。那時候我負責她，每次做完穿刺、放腹水之后，會陪她說幾句話。有一天，我要去別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嗚嗚地哭了起來，說‘大夫你別走，別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這樣一直攥著我的手……這個病人像我媽媽一般年紀，這樣地依賴我，那時我覺得自己是重要的。”

“內心能得到這種滿足感，比我掙了多少錢，或者買了多大的房子的幸福感會持續得更長一些。”

“可惜后來，這種感受越來越少了。當我成為主治醫生，就不直接接觸病人了，給病人量血壓、換藥、查體、詢問病史這些事都是下級大夫負責的，我最多就是早上查房時看一眼病人，做完手術再看一眼。”

“到最后是什么狀態呢？完全就像是走過場，就是流水線。我經常替別的大夫做手術，術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誰，不知道他/她長什么樣，看一看病歷，就開始了。手術之后我都沒見過這個病人，病人就出院了……人情上的反饋越來越少。我甚至感覺自己像一個賣肉的。”

“壓力真的很大，有時感覺自己完全就是不負責任的，但是我沒有任何辦法。”

“我在這家醫院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還是舊樓，墻皮都往下掉。后來醫院的新樓越蓋越多，大夫的工作條件還是那么差，所有的年輕醫生擠在一個小屋子里面，搶電腦、寫病歷。一個屋子里只能放10臺電腦，有40個醫生去搶。”

“但這并不是主要的問題。能在國內做醫生的人，就不會在乎工作環境有多差、工作強度有多大。以我現在的年資來說，已經熬過了最苦的階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學醫的心態是不是和現在的心態相符合。如果不符合，人就會很失落、迷茫，然后隨波逐流。時間久了，負面的壓力會越來越多，最終讓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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