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資助學的“堅持自愿”不能是“心不甘情不愿”

近期，有網友在湖南某問政平臺留言，“常寧教育局強迫老師捐資助學最低一百元，已經強迫多年，一不說明捐款去向哪個部門哪個基金會，二不說明捐款資助對象。”記者聯系常寧市教育局，工作人員表示捐資助學系自愿，否認存在強迫。該工作人員還表示，此前也已向學校強調捐資助學為自愿行為。

（12月9日極目新聞）

湖南常寧市教育局因一起“捐資助學”爭議被推上輿論風口。有網友在當地問政平臺反映，教育局多年要求教師“至少捐一百元”，且不公開款項去向與受助對象，直言這是“強迫捐款”。隨后教育局兩度回應，堅稱捐資助學“始終堅持自愿原則”，資金由教育基金會規范管理并公示用途。然而風波并未平息，仍有網友留言揭露：一些學校對“自愿”的理解很靈活——不捐？那就電話反復催、會上不斷提。

一場圍繞“自愿”二字的拉鋸，折射出基層教育募捐中長期存在的模糊地帶：嘴上全是“自愿”，實際可能是“被自愿”。當善意被套上隱形的強制外殼，捐資助學便容易從暖心的公益行動，異化為令人反感的變相攤派。

教育局的回應看似合規：有公募資格、有章程約束、有公示環節。那為何教師依然感到“被強迫”？問題往往出在執行環節的層層加碼。

在一些學校，捐資助學可能被悄然納入某種“政治任務”或“集體責任”的框架。教師面對的往往不是明文的強制規定，而是一種隱形的氛圍壓力——領導口頭動員、同事紛紛響應、工作群里的接龍名單……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捐”可能被視為缺乏集體意識、不支持學校工作。所謂“電話輪番轟炸”，正是這種壓力具體化的表現。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局稱“已向學校強調自愿”，但學校是否真正落實，卻缺乏有效的過程監督與反饋機制。當“自愿”成了一句上傳下達的空話，沒有暢通的匿名反饋渠道，也沒有對違規強制行為的明確懲戒，基層教師往往只能選擇沉默與順從。

要讓捐資助學真正成為美談而非爭議，關鍵在于將“自愿”與“透明”原則，轉化為可操作、可監督、可感知的制度實踐。

其一，筑牢自愿的防火墻。教育主管部門不能僅滿足于下發一紙“自愿原則”通知，更應建立常態化的核查機制。例如，通過匿名的電子問卷調查教師真實感受，設立并公開專門的投訴郵箱與電話，對查實的任何形式強制捐款行為予以通報批評，并追究相關負責人責任，讓“自愿”具有牙齒。

其二，探索科學的動員方式。與其采用可能帶來壓力的“人均攤派”，不如注重營造公益文化：分享捐資助學帶來的積極改變，表彰自愿奉獻的典型，組織教師代表參與探訪受助學生活動……當教師真切感受到自己善舉的價值，“自愿”才會發自內心。

常寧的這場爭議，是一次深刻的提醒：任何公益行為一旦摻雜了強制與模糊，其本身的正當性就會坍塌。教育事業需要社會力量的支持，但這份支持必須建立在尊重與信任之上。唯有徹底告別“嘴上自愿”、做實“過程透明”，才能讓每一份愛心都捐得明明白白、每一筆善款都用在刀刃上，最終守護住捐資助學那份最純粹的、助力夢想成真的美好初衷。

捐資助學當然是好事，但是 “堅持自愿”不能是“心不甘情不愿”。捐資助學是“強迫”還是“自愿”，誰說的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