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北京夏天的意味漸漸顯露,萬里手持剛收到的湖北省委第二書記任命書,步入鄧小平所居之處。這位曾經僅用十個月便建成人民大會堂的“基建干將”,此時要去擔任副職。鄧小平聽完任命的具體情況后,沉默片刻,忽然問萬里覺得前往安徽如何。茶幾上龍井茶升騰著熱氣,萬里徑直表示革命已三十多年,向來是哪里有困難就往哪里去。這一問一答就此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
說來頗為諷刺,此次“降格使用”竟成了歷史上的神來之筆。原本中央計劃讓萬里接替趙辛初擔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但是僅僅因為李先念所說的“湖北離不開趙辛初”,萬里便改為擔任第二書記。如今回顧這一人事調整頗為微妙,好似給安徽埋下了一個伏筆——畢竟湖北的工業基礎尚可,而彼時安徽兩萬八千個生產隊中,有六七成農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60元,連溫飽都成為問題。鄧小平后來與華國鋒談及此事時,手指點著安徽地圖上的淮北平原,稱這兒的老百姓過年連一頓餃子都吃不上。
我認為萬里極為厲害之處在于將“降格”營造出升維的效果,到安徽第一天他直接把省委會議室搬至肥西縣山南公社的打谷場。有老農記得萬里撿起地上麥穗搓一搓稱畝產不到三百斤,自己在湖北弄的試驗田都超過八百斤了,這話聽著好似炫耀實則是激將法,后來他在省委會議上拍桌子說楊白勞過年能吃上餃子而農民藏在地鍋里躲避寒冷、孩子光著屁股不敢見人,這種帶有泥土氣息的尖銳比任何文件都更能夠刺痛干部們的心
1977年11月出臺的“省委六條”體現了他的政治智慧,其中規定的“允許生產隊自主安排作物”表面是放權,實際是撬開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子。文件送往北京時,某副總理氣得摔茶杯并說“這六條條條沖大寨來”,萬里讓秘書給各縣傳達話“別管北京刮什么風,安徽先解決餓肚子的問題”,這種地方對抗中央的舉動,需要的不光是膽量,還有對農民疾苦的切身感知
或許可以如此看待,萬里借助獨特調研方式所具有的改革底氣,他人下鄉查看報表,而他專門選擇飯點闖入農舍,有一次在滁州掀開鍋蓋看見野菜糊糊,直接對地委書記表示公社荒地誰耕種誰收獲若出現問題由他萬里承擔,這種“先斬后奏”的魄力后來成為著名的“借地度荒”政策,等到中央發覺時,安徽依靠這個土政策多收獲了三億斤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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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彩的是他應對保守派反擊的情形。當山西媒體批評安徽“搞資本主義”的時候,萬里在《紅旗》雜志發表《認真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該文章通篇不提及包產到戶,卻借助“尊重生產隊自主權”來打擦邊球,這種“戴著鐐銬跳舞”的本領,如同他當年建設人民大會堂時“邊設計邊施工”的急智一般
歷史的轉折點常隱匿于細節之中。1978年鳳陽小崗村18戶農戶按手印施行大包干的時候,萬里早已獲知消息,他故意拖延半月方才前往考察,待看到莊稼生長的情形后言道“孩子都已生下來了,總不能掐死吧”,這話看似隨意說出,實則為改革留存了空間,之后鄧小平看到小崗增產十三倍的報告,笑著對萬里稱其那“放任自流”的舉措比硬推要強上十倍。
回頭再觀察1977年的那次談話,鄧小平所說的“去安徽吧”這四個字,精準地抓住了萬里的性格。這位在文革時被批斗還偷看《水滸傳》的老革命,身上具有梁山好漢那種草莽智慧,如同他晚年跟記者所說改革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老百姓因餓肚子而催生出來的。
黃昏時分的安徽農村改革紀念館里,有一張動人的照片。萬里蹲在田埂上,老農將炒黃豆往他手里塞。背景中原先的茅草屋已變為小樓,而那從饑餓中產生的信任,仍在稻浪間傳遞著。或許所謂改革,根本不是宏大的藍圖,而是領導者彎下腰時,能聽見土地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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