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農民工“造假名畫”，賣往全球賺上千萬，領頭人被稱中國梵高

大芬興起潮

深圳大芬村本來就是個不起眼的角落，八十年代末開始變樣。一位香港商人黃江帶著幾個人過來，租了些房子，雇了二十來個畫手，就開始批量復制西方油畫。這些東西主要賣到歐美那邊去，用來裝飾酒店或者家里墻上。價格便宜，需求又大，村子很快就火了。

九十年代初，更多人涌進來，大多是外地務工的農民，學歷不高，但手藝學得快。村里畫室一家接一家開起來，畫材店也跟著冒頭。到了兩千年左右，畫師已經超過五千，油畫產量占全球貿易六成多。中國油畫出口主要靠這兒撐著。

趙小勇就是其中一個，八十年代中，他十五歲南下深圳，先在陶瓷廠干活，每月一千二百塊，在當時算不錯。工廠活累人，但他閑時喜歡涂涂畫畫。后來聽老鄉說大芬有畫油畫的營生，他就好奇過去瞧瞧。九六年底，他干脆辭了廠里工作，搬到村里租了個小屋子，開始跟人學技法。半年工夫，他就上手了，專攻復制名畫。

村子發展得飛快，訂單從海外源源不斷，畫師們分成小組干活，有人管背景，有人管細節，效率高得像流水線。全球市場需要大量廉價油畫，大芬就成了供應主力。八千多名農民工聚在這兒，靠這個養家糊口。中國經濟特區政策幫了大忙，讓這種產業落地生根。

趙小勇起步時，日子苦，但機會多，他一步步融入這個圈子。村里人來自全國各地，大家互相幫襯，漸漸把大芬打造成油畫基地。出口量年年漲，賺的外匯不少，支持了地方經濟。九十年代末，梵高作品特別受歡迎，因為風格獨特，買家愛掛墻上。趙小勇轉而專注這個，產量慢慢上來了。

梵高復制路

趙小勇從九七年起，就專畫梵高作品，數量多達十萬幅以上。他畫得快，一幅《向日葵》二十八分鐘就能搞定，看不出假。村里八千多名畫工，大多干類似活，復制各種名畫，賣到全球去。訂單高峰時，趙小勇一個月接兩千多幅，定金就好幾十萬。他收了九個徒弟，分工明確，有人畫底色，有人添花瓣，像工廠班組一樣。

第一個徒弟鐘早春，后來成了他媳婦。成品通過香港商人轉手，運到歐洲美國，一幅能賣五百歐元，合人民幣四千多。但畫工們拿到的少，才兩百塊左右。全球油畫市場八成是中國產，大芬貢獻最大。這些復制畫掛在酒店家居里，買家多半不知道來源。

趙小勇產量高，二十七年下來，賺了上千萬。村里幾十人專仿梵高，靠這個謀生。整個產業鏈條完整，從畫材供應到成品出口，中國人干得有條不紊。趙小勇沒專業教育，小學畢業，但練習多，手藝精。九十年代末，他第一次賣出兩幅給香港商人，每張兩百六十塊。

從那以后，訂單越來越多。他畫梵高《星空》《咖啡廳》等，熟悉到不用看照片直接下筆。中國制造業模式套用到這兒，批量生產降低成本，競爭力強。農民工們起早貪黑，產量驚人，支持了家庭開支。

全球貿易中，這些畫賺了不少外匯。中國經濟騰飛，離不開這種基層產業。趙小勇作為領頭人，被叫中國梵高，但其實就是個熟練畫工。村子畫師們不搞原創，就復制賣錢。兩千年代，市場飽和跡象出現，但訂單還多。趙小勇畫了上萬幅《向日葵》，積累財富。中國人勤勞，抓住機會，就能翻身。

原創轉型途

一四年，趙小勇去荷蘭梵高博物館，看了真跡《向日葵》，發現顏色和自己畫的有差距。博物館商店賣復制畫，一幅五百歐元，他覺得不平衡。工作人員問他有沒其他作品，他沒答上。回國后，他開始減訂單，轉畫原創。每周就兩三幅，融入湖南元素，價格按平方米算，四千塊起，最貴一萬二。原創賣得貴，收入沒降。

大芬村整體也變，復制市場飽和，畫師們轉向原創。村子從工廠變成藝術社區，展覽多起來。趙小勇辦了個展，展示新畫。中國文化自信在這兒體現，畫師們不光復制，還創出自家風格。一六年，紀錄片《中國梵高》上映，講趙小勇和周永久故事，讓更多人知道大芬轉型。村里畫師八千多，但重點移到原創。

兩千年代后，政策支持文化產業，大芬升級為旅游點。趙小勇繼續畫，價格穩。中國人適應力強，從模仿到創新，步步穩扎。村子發展，體現了中國經濟從低端到高端轉變。畫師們靠原創，收入更高，生活質量升。

大芬故事，展現了中國基層創業精神。全球市場認可中國原創，出口結構優化。農民工通過努力，實現自我提升。中國產業政策，幫了大忙，讓大芬從復制村變成藝術村。趙小勇如今畫風成熟，市場歡迎。中國人手藝好，機會多，就能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