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銀琴 | 德者，得也

“德者，得也”出自《禮記·樂記》，反映了古人對于“德”“得”關系的根本認識：只有有“德”者才能有“得”。“德”字貫穿華夏文明的始終，從西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天命觀，到孔子“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治國箴言，直至當代“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的政治要求與“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德”始終居于精神生活的核心，具有重要作用。而讓“德”能夠發揮功能的關鍵，就蘊含在“德者，得也”的認識之中：只有在“德得相濟”的社會機制下，讓道德之行能夠獲得有尊嚴的回應，使有德者得其應得，才能筑牢倫理社會最厚重的一塊基石。

《呂氏春秋·察微》中記載了這樣兩則故事。其一，魯國曾有法令規定，魯人若在諸侯各國淪為奴仆，有人能將其贖回，便可從官府領取賞金。子貢從諸侯處贖回了魯人，歸來后卻推辭不受賞金。孔子得知后說：“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其二，子路曾救助了一位溺水者，對方為表謝意贈他一頭牛，子路坦然接受。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對于這兩件小事，孔子表現出的截然不同的態度，說明其洞察到背后影響深遠的世道變遷與人心走向。子貢贖回魯人之后拒絕了從魯國府庫領取補償金，受到了孔子的批評；而子路在救起溺水者之后，接受了被救者表達感謝之情的牛，則得到了孔子的贊許。為什么？因為“德”與“利”的關系問題，是關系社會道德、民風民俗的大問題。子貢與子路的個人作為，發揮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對魯人來說，本來是“取其金則無損于行”的，但經過子貢的“不取其金”，“德利相濟”的統一關系被打破，想要通過善行來換取利益的途徑被斷絕，失去了利益做基礎的支撐力，純粹的德行是難以為繼的，“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就成為必然的后果。與之相對，子路心安理得地接受致謝之牛，則對民俗民風產生了正向的推動，“魯人必拯溺者矣”就成了可期待的未來。正是因為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孔子才能從這樣的兩件小事中看到不同的教化結果。

從本質來看，真正的道德絕非對物質利益與人的基本需求的否定，而是在精神與物質兩個層面上的雙重成全。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箴言，揭示的正是道德修養只能建立在現實物質需要得到基本滿足的基礎之上的道理；《周易·坤卦·文言》中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樸素觀念中，也體現著對“德得相濟”關系的深刻認同。韓非子“譽輔其賞，毀隨其罰”的警示猶在耳畔：名譽與實利一旦背離，道德尺度必然傾覆。

《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的道理，也昭示著古代圣賢對“德利相濟”關系的深刻體察。《詩經·大雅·皇矣序》有云：“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周代的先公先王們正是在“世世修德”的歷史實踐中，深刻認識到了“德”與“得”的內在統一，也為我們清晰地展現了他們的“德”與“得”：后稷之“德”，在于播殖百谷、養育眾民；后稷因此得分土、賜姓，是為后稷之“得”。公劉之“德”，在于“務耕種，行地宜”而讓百姓豐實，“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公劉因此得百姓擁戴，“多徙而保歸”，是為公劉之“得”。古公亶父之“德”，在于令民有食有居；古公因此獲得豳地百姓的擁戴、旁國之人歸附，是為古公之“得”。文王之“德”，在“遵后稷、公劉之業”，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完成“養老”“行善”“禮讓”等籠絡民心的舉措；文王因此“受命作周”，此為文王之“得”。武王之“德”，在于通過分封諸侯的“建德”行為分配利益，施惠于士民；武王因此迅速獲得諸侯士民認可，“天下之民歸心焉”，這是武王之“得”。

“德”之與“得”，從“德”觀念產生之初就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即“德”就是通過“利他”來成就“己得”，“利他”是手段，“己得”是目的。如果對“德”的內涵做一個內部切割，可以區分成“利他”與“己得”兩個層面。在“德”觀念建立之初，人們更加重視的是“利他”之后的“己得”；而在“德”觀念樹立并且成為教化的工具和目標之后，原本具有工具屬性、處于“立德”過程當中的“利他”被突顯出來成為強調的重點。而作為“利他”行為之自然結果的“己得”逐漸被忽視，再加上如子貢為彰顯“德之行”所帶來的心理充實感、精神滿足感，而做出的“不取其金”之類切割利益的舉動，在客觀上都加劇了原本作為“德”之內涵重要組成部分的“利”與“得”的流失。而抽空了利益內涵，只強調其道德崇高感、精神滿足感的“德”，最后只會成為一個被高高架起的、常人難以企及的空洞的符號，站在“得”與“利”的對立面，甚至會淪為別有用心者實施道德綁架的工具。

“德”與“利”從來不是對立的存在。《左傳》有言：“德義，利之本也。”只有深刻認識到二者相輔相成的關系，在道德文化與社會機制的建設中實現二者的統一，讓有德者有得，讓法律為義舉鑄盾，利益為道德托底，“立德”的倡議才能落地生根，積善之“余慶”才會生生不息。讓有德者有所得，不是矮化道德，而是真正賦予“德”能夠扎根現實的生命力，從而既能強化個體的道德信念，亦可重塑“善有善報”的社會預期，擴大“魯人必拯溺者”的社會效應，使立德行善成為廣大民眾的理性選擇。當德性之光因為“利”與“得”的加持，“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大德必得其位”的古訓才能從典籍走入街巷，化作可感可觸的生活溫度，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原載：《 學習時報 》2025年12月08日 第 03 版

作者：馬銀琴，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