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機交鋒，日本吃虧后，召見我大使提抗議，高市還提出一要求

中日戰機對峙交鋒，雷達照射，抗議交涉，中日這場戰機交鋒可謂充滿火藥味。

對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親自表態，對中方提出要求“不許再發生”。同時，日本自衛隊也是緊急召見中國大使，當面提出抗議，但遭到中方當場駁回，并反過來提出交涉。

表面上看，日方聲勢浩大、姿態強硬，似乎是中國航母編隊“越界”了，所以這很容易讓人陷入誰對誰錯的爭論，但如果我們跳出這場具體摩擦的細節，觀察其發生的舞臺和雙方的行動邏輯，會看到一個被忽略的真相，這場看似日本吃虧的“抗議秀”，恰恰暴露了其面對中國力量常態化存在時，日益加深的戰略無力感。

它不是在捍衛優勢，而是在為即將失去的“監視權”表達歇斯底里的不滿和恐懼。

宮古海峽，早已不是日本的后院。實際上，它一直是國際水道，更是中國海軍進出西太平洋的關鍵通道，遼寧艦編隊在此訓練，事先公布了海空域，可見這是按國際規則辦事。

相比之下，日方F-15的“多次抵近滋擾”才是打破平靜的源頭，因為用軍機貼身盯防他國航母訓練，這本是冷戰以來美日同盟在該區域針對他國的“特權”。他們習慣了當“監視者”，把別人的正常反制行動視為需要防范的異常。

如今當被監視的一方，用火控雷達這樣的專業手段進行反制時，監視者感到了冒犯。而這種冒犯感源于特權被挑戰的不適。

“雷達照射”本身是高度專業且克制的警告，它不是開火而是模擬攻擊前的關鍵一步。在專業軍事語境下，這意味著“我已鎖定你，請離開”，但日方將其渲染為“危險行為”卻回避了一個前提，是誰先闖入別人的訓練區，構成安全威脅？

顯然，這種敘事手法是典型的“受害者包裝”，也就是通過放大中方的反制動作，巧妙掩蓋自身挑釁行為的起點，其目的是占領道義制高點，為國內政治和國際輿論服務。

日本此次反應過度有其戰略焦慮，例如，遼寧艦周末在日本周邊頻繁進行約100次起降，這展示了強大的持續作戰能力，因為航母是一個移動的空軍基地，所以當這個基地在日本視為戰略前沿的沖繩以東海域高效運轉時，帶來的心理沖擊是巨大的。它意味著，中國海軍遠海體系化作戰能力，正從“具備”邁向“嫻熟”。結果，日本自衛隊長期以來在第一島鏈內的海空優勢，受到了根本性動搖。

高市早苗說要“警戒監視萬無一失”，這更像一種心理安慰，因為面對一個在質和量上都快速提升的中國軍事力量，想要“萬無一失”地監視，不僅做不到，成本也將高到無法承受。

實際上，每一次中國航母或大型編隊進出，日本都需要調動大量海空兵力全程跟蹤，這種“陪練”正在快速消耗自衛隊的裝備壽命和人員精力，而中國海軍則在這種高強度的對抗性環境中，錘煉著真實的戰斗力，可見誰是真正的“陪練”。

至于日方召見我大使和公開抗議，是日本對國內民眾的必要交代，畢竟右翼勢力需要強硬姿態，民眾需要安全感，但外交辭令改變不了力量對比懸殊的現實。

相比之下，中方的反制迅速而對稱，在北京和東京同時提出反交涉。這傳遞的信號是，中國不再接受單方面的規則解釋和指責。在東海和西太平洋，中國將堅定地行使國際法賦予的權利。

因此，日方的抗議，中方會當場駁回。

日本的困境在于，它被困在舊的地緣戰略腳本里。具體來說，這個腳本要求它扮演美國前沿部署的“哨兵”嚴密監視中國，然而中國已經從一個需要被監視的沿海力量成長為一個擁有全球利益的海洋強國，所以腳本沒變，但對手的“戲路”和“舞臺”早已翻天覆地，繼續機械地執行“抵近偵察-抗議”的舊流程，不僅越來越危險，也越來越顯得徒勞和尷尬。

未來，這樣的摩擦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中國海空力量的遠洋訓練將更加頻繁，更加復雜，日本將不得不適應一個新常態，中國軍艦和軍機在其周邊廣闊海域的存在。

所以，這次戰機對峙和雷達照射事件，是一個清晰的刻度，它度量出中國捍衛自身訓練權利的決心，也度量出日本面對力量變遷時的焦灼，日方的“吃虧”感是真實的，但這種感覺并非源于一次戰術摩擦的失利，而是源于一個漫長戰略舒適期即將終結的預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