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毛岸青到大連，邵華指著張世保問：你還記得他是誰嗎？

1960年1月，一場夜雪覆蓋了旅大的濱海公路，太陽剛露頭時，南山賓館的庭院里已經有人揮著掃帚把石板路清得干干凈凈。張世保站在雪地里打量那排剛被雪壓彎的松樹，他預感當天會發生點重要的事。沒過多久，市委車隊停在門口，張文秋和邵華踏著嘎吱作響的積雪走進屋——毛岸青的“貴客”到了。

毛岸青比約定時間早五分鐘坐進客廳，他穿著暗灰呢子外套，神情有些局促。張世保遞上一杯熱茶，輕聲說：“外面冷。”邵華先開口打破沉默：“岸青大哥，好久不見。”這一聲“大哥”讓毛岸青恍惚，仿佛回到延安窯洞里第一次見到這個愛笑的小姑娘。他趕緊站起身，和邵華握手，握得略用力，弄得邵華忍不住皺了皺鼻尖。幾句家常話后，客廳響起輕輕的笑聲，氣氛迅速暖和起來。隔壁會客室里，張文秋端起茶杯對市委領導調侃：“你們瞧，他們倆這話題根本停不下來。”

這一幕，是毛岸青回國后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心情敞開”。時間往前推三個月，1959年深秋，他乘飛機從莫斯科直抵沈陽，再轉列車到旅大。車廂里，他一路沉默，偶爾用俄語嘟囔幾句，同行醫護判斷那是頭痛發作的信號。到站時，張世保早已等在站臺，他是旅大公安局警衛處兼交際處處長，同時背著一個絕大多數同事不知道的任務——全程保護并照顧毛主席唯一在世的兒子。

說起來，張世保也是一路拼殺出來的老公安，皖南事變時受過傷，后來在錦州保衛戰里立下過三等功。可是當市委書記把這項任務交給他的時候，他還是緊張得一夜沒合眼。書記那句話他記得太清楚：“毛主席日夜為國家操勞，岸青在咱這兒，萬萬不能出岔子。”這番話在冬天的海風里像一根無形的繩，勒得他直喘不過氣。

入冬后，毛岸青的狀態并不算穩定。晚上睡眠淺，白天一旦思緒紊亂便胡亂走動。張世保想了個折中辦法：海邊散步。濱海路風大，空氣卻清冽，走到礁石多的地方，他會拿出俄文版《西游記》遞給毛岸青，“讀兩頁緩緩神兒”。岸青讀得入迷，經常停下腳步用俄語念上一小段，然后自己笑起來。效果比任何藥都好。一個星期后，他睡眠明顯改善，甚至主動提出幫警衛戰士搬書籍。張世保暗暗松了一口氣。

療養進入第八周，市委開始替毛岸青物色對象。最先出現的是小護士陳潔，比他小八歲，工作認真，很有耐心。可惜兩人談了一陣毫無進展，毛岸青幾乎不開口。毛主席聽到這茬，專門寫過一行字托人帶到旅大：“姿態放低些，對人家好一點。”遺憾的是，事到臨頭誰也幫不上忙，感情這事兒急不得。

與小護士的靜水流深相比，邵華的到來更像一股暖流。她讀北大中文系，寒假原本要回長沙，臨時改道陪母親養病。面對毛岸青，邵華用的是朋友式的自然交流：問他讀過哪位俄羅斯作家的長詩，問他在蘇聯最愛吃哪道菜，問他為何偏愛《西游記》。連續十天，她每天去南山賓館，還把岸青帶到海灘拾貝殼。張世保跟在后面，聽到邵華拿起一塊花紋怪異的小石頭笑著說：“像不像猴哥變的？”岸青點頭，兩人同時大笑。那個傍晚，海風大得吹亂邵華的頭發，她抬頭看岸青，眼神里有亮閃閃的東西，張世保懂了：這事八成成。

僅僅三個月，故事進入下一階段。1960年4月，劉思齊隨部隊慰問團到旅大，順帶帶來毛主席手寫的信。信里提到：“聽說你同邵華通了許多信，是不是？你們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字數不多，卻清晰得像一聲鑼鼓。此后，邵華干脆把學籍關系遷到遼寧師范大學，方便和毛岸青見面。市委有人打趣：“這是把戀愛成本降到零啊。”玩笑歸玩笑，效果確實顯著：兩個人從“寫信”升級為“每天見面”。

為了給這段感情添把柴，張世保想出“釣魚計劃”。西山水庫出奇平靜，他提前命人放了魚苗，第二天夫妻未滿的兩個年輕人提著魚竿到岸邊，不到半小時毛岸青釣上一條十幾斤的大鯉魚，自信心瞬間爆棚。晚上邵華親自下廚做紅燒鯉魚，還把張世保叫來“嘗技術”。飯桌上，岸青少見地喝了兩杯白酒，臉紅得發亮。張世保暗自慶幸，自己這點小心思總算派上用場。

1960年5月1日，勞動節，婚禮在南山賓館庭院舉行。參加的人不多，卻個個熟悉：郭述書記主持，警衛小隊站崗，一棵杏樹上系著紅綢。邵華穿了一件海藍色連衣裙，腳蹬一雙高跟鞋。毛岸青的中山裝是她親自挑的，藍得深沉。交換戒指那刻，張世保聽到邵華壓低嗓音說：“今后有風有雨，你可不能先躲。”岸青點頭，非常用力。那句誓言，后來張世保回想，一輩子都忘不了。

結婚后，兩人繼續住在旅大。邵華活潑，愛攝影，又搞文學創作；毛岸青內向，愛讀書，偶爾說幾句俄語。差異不小，卻有互補的默契。邵華怕丈夫悶，常拖著他去市里看電影；毛岸青怕妻子累，總記得帶上小毯子，一旦邵華打盹便蓋上。張世保有時看到，心里冒出一句老話：夫妻就是一個籬笆里的兩棵樹，各自生長，卻用根脈交織。

1962年6月初，毛主席給邵華寫信，簡單直接：“女兒氣要少些，加一點男兒氣，為社會做一番事業。”收到信的晚上，邵華坐在窗邊讀了三遍，然后把信折得整整齊齊放進抽屜。第二天，她去市委宣傳部報名，參與整理旅大工業戰線先進事跡材料。沒人強求她做什么，她卻覺得那是對信件最好的回應。

1963年冬，邵華懷孕。毛主席聞訊，喜形于色，但又叮囑工作人員：“別給特殊照顧，一切按普通孕婦來。”1964年初，難產的消息從北京醫院傳到中南海，值班員請示：“萬一情況緊急，一方保不住，怎么辦？”毛主席用力一揮手：“兩個都得救。”幸好，母子平安，男孩，取名毛新宇。

時間快進到1972年。那年春天，時隔十余載，毛岸青一行到大連短期休養。車子駛過濱海路時，他突然問司機：“張處長還在旅大嗎？”聽說人在公安系統內部調動，岸青立刻讓秘書聯系。幾小時后，張世保坐著軍牌吉普來到棒槌島賓館，頭發已經花白。門一開，邵華指著他笑著問丈夫：“你還記得他是誰嗎？”岸青抬手行了個半軍禮：“當然記得，是張處長！”那句“張處長”喊得又重又穩，像是把十年光陰一口喝進去了。飯桌上，老朋友干了兩杯酒，張世保后來回憶：“那是我第一次真有醉意。”

短暫團聚后，兩家一直保持往來。1977年夏天，毛岸青帶邵華和7歲的毛新宇再到大連。孩子靈動好動，纏著張世保講“釣魚的故事”。張世保拍著小家伙的肩：“你爸當年釣的鯉魚可比你高。”毛新宇睜大眼睛驚呼，屋子里頓時笑成一片。

晚年的毛岸青和邵華低調地住在北京郊區，每周抽時間去檔案館或老干部局參與口述史項目，偶爾回大連探望舊友。有人請他們講青年時代的故事，邵華笑說：“不是傳奇，只是一路有人拉了把手。”而那第一把手，便是彼時的張處長。

歲月終會在每個人頭上刻下年輪，可他們之間的問候，卻始終簡簡單單：“你還記得他嗎？”記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