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岳飛后代請求毛主席安排工作，毛主席回復五個字

1952年的某一天，毛主席收到一封來自浙江的求助信，出自一位叫岳昌烈的老人。

他自稱岳飛的后代，彼時的他，一貧如洗、身患重病，卻在信中未提過多困頓，只請求毛主席安排工作。

主席看罷，沉思良久，最后提筆回復了五個字，這五個字是什么？

1890年，岳昌烈出生于浙江桐鄉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自幼聰穎好學，飽讀詩書。

作為岳飛二十七世孫，在家族的祖訓熏陶下，他背得最多的，不是功名利祿，而是《岳武穆集》和那句被祖輩反復叮嚀的“精忠報國”。

憑借一手俊逸的書法和扎實的國學功底，岳昌烈順利考取秀才，成為族中一時風頭無兩的青年才俊。

但隨著辛亥革命爆發，王朝覆滅，新學興起，舊制盡廢，岳昌烈那一肚子四書五經，忽然間無人問津。

他拒絕同流合污，也不屑趨炎附勢，自此退出了所謂“仕途”與“體面”，選擇回到自己那間祖宅中獨自生活。

盡管如此，他從不抱怨，也不曾向人低頭，他穿著打著補丁的長衫，拎著破書包，常年出入于街頭茶館，只為借那盞昏黃燈火讀書寫字。

有人說他不識時務，明明可以去“拉關系”，找份工作，可他偏偏咬著牙不松口。

他沒有上過戰場，沒有留名史冊，但在他身上，那種“精忠報國”的脈絡，從未斷絕。

家里最后一點積蓄也花完了，幾日未曾進食的身體已不堪重負，冬天臨近，那間陰冷發霉的破屋沒有火盆、沒有棉被，連屋頂的風也不再遮掩地從窗縫中吹入。

面對這樣的現實，這位一生清高自持的老儒，第一次將目光望向北方，那一天，他提起毛筆，在昏黃的油燈下，一筆一劃地寫下了一封信。

落款的名字他寫得極小，“岳昌烈”，再下方，他猶豫了一下，補上了四個字：“岳飛后人”。

那封信，他沒有訴說自己如何窮困潦倒、四處求職無門，而是溫和平靜地陳述了自己身世與現狀。

信寄出之后，岳昌烈便沒有再提起過這事，他只是每天依舊坐在茶館角落，等一個消息。

他直接在信中寫下了岳飛的幾句詞句：“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這一次的信，恰巧趕上毛主席赴河南視察黃河防汛，途中經過岳飛的故鄉安陽湯陰。

當地干部早早地站在車站迎接主席，當主席走下車的那一刻，看到“岳廟”字樣的路牌，便心生感慨，提出臨時前往岳廟拜謁。

岳廟之中香火繚繞，忠魂不滅，站在“岳忠武王故里”的石碑前，毛主席久久佇立不語，他輕撫石碑，仿佛能從冰冷的巖面上感受到當年岳飛的悲歌與血淚。

毛主席眉頭一動：“拿來我看看。”

當信件攤開在他面前，第一頁上的詩句便映入眼簾：“怒發沖冠，憑闌處、瀟瀟雨歇……”這

毛主席緩緩坐下，一字一句將信讀完，沉默了許久，抽出毛筆，在信封背面寫下五個字：“可酌情救濟。”

這五個字，是對一位老人命運的拯救，是對岳家忠魂的慰藉，更是毛主席對“精忠報國”精神的鄭重回應。

對毛主席而言，岳飛并非教科書上千篇一律的“民族英雄”四字，而是一位真正走入他心靈深處的精神知己。

少年時期的毛主席，最愛做的一件事，便是蜷縮在油燈下，反復翻讀一本名為《說岳全傳》的古舊小說。

書頁翻得起毛，邊角發黃，而岳飛那句“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卻早早烙印在毛主席的骨血之中。

彼時的他，還不過是一名對世界充滿好奇與憤慨的青年，卻已在心底立下“匡扶天下”的宏愿。

及至抗戰時期，毛主席的演講中多次提及岳飛，在那個民族命運危急存亡之秋，岳飛不僅是塵封史書中的人物，更被毛主席塑造為激勵千萬人心的精神火炬。

但毛主席對岳飛的崇敬遠不止于“演講素材”或“歷史英雄”，在治國理政之中，他更是有意識地將岳飛的精神納入國家構建的精神基石。

新中國剛成立時，百廢待興，民眾思想復雜，社會基礎動蕩，毛主席深知，僅靠經濟建設不足以支撐這個新生政權，更需要一種貫穿古今、上下共鳴的民族氣節。

而在軍事戰略上，毛主席同樣受岳飛影響頗深，他曾仔細研究岳飛“八陣圖”“靈活布兵”等戰術體系，推崇其“以機動制勝”的用兵理念。

正是借鑒了岳飛“持久抗金”的戰略內核，毛主席認清了“敵強我弱”的實質，主張“積小勝為大勝”，以游擊戰為基礎，形成了后來蜚聲國際的“人民戰爭”理論。

他不曾與岳飛相識，卻早已在千百次的讀書、寫作與抉擇中，與這個跨越八百年的英雄完成了一次靈魂層面的對話與認同。

他們并非并肩作戰，卻在民族的重大關口做出了同樣的選擇：以身許國，絕不低頭。

那是知己之間最高級的理解，不在言語中，而在行為里；不靠親近，而靠精神的接力。

所以，當岳飛后人岳昌烈落魄求助時，毛主席才會毫不猶豫地寫下那五字批示，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對群眾關懷”，而是一場跨越千年的“英雄相扶”。

毛主席的批示甫一傳出浙江省政府與桐鄉縣府隨即聯動，派人深入走訪岳昌烈的住處。

可當這些身著整齊制服、口吻溫和的政府人員第一次走進那條弄堂深處時，還是吃了一驚。

這是怎樣的一戶人家？潮濕的地面布滿青苔，屋檐殘破，風一吹便有瓦片搖晃作響。

廳堂內擺著簡陋的木桌、斑駁的書架，墻角一口油燈，幾本破舊線裝書堆在木板搭成的床頭。

岳昌烈坐在床邊，穿著洗得發白的長衫，腳上是一雙用麻繩捆扎的布鞋。

誰料岳昌烈只是點點頭，神色平靜，待對方說明可每月按時發放生活補助，并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時。

老人卻輕輕搖頭，緩緩道：“我雖貧困潦倒，但未曾為國家做一寸功，豈可受國家一絲祿？”

他不是不接受救助，而是不接受空手所得，他要一份工作，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不辜負自己手中尚存的筆墨。

這一決定一出，既尊重了老人志趣與風骨，又給予了他切實體面的生活支撐。

消息傳來那日，岳昌烈換了一身洗凈的長衫，頭發也抹了些清水壓平，拄著竹杖，站在屋前迎接前來接送他的年輕干部。

他將自己多年來積累的古籍心得逐步整理，用舊式毛筆逐字抄寫，力求不誤一字。

在館中同事眼中，這位老先生雖話不多，卻極具分寸，他從不主動提及自己的身世，也不愿外人刻意稱他為“岳飛后人”。

可在背地里，他卻常常夜里獨坐，點一盞孤燈，在泛黃的紙張上寫下岳飛家風、族訓和岳家軍的戰史筆記。

除了館內工作，岳昌烈還主動承擔講解、輔導任務，為年輕研究人員解說古籍、訓詁與書法，毫無架子。

更令人動容的是，他從未領過超過職級標準的報酬，他用行動回應了毛主席的信任，更回應了自己內心對岳家家訓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