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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資深外交學者馬凱碩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中,用一整章篇幅分析中美關系走勢。
他明確指出,中國在過去一段時間里犯下的最大戰略失誤,是逐步疏遠了美國商界這個原本最有力的支持群體。
美國企業界曾經長期是華盛頓對華政策中最溫和、最積極的聲音來源,許多大公司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就把中國視為全球布局的核心市場,通過合資、建廠、技術合作等方式深度嵌入中國產業鏈,也從中獲得巨額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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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貿易摩擦爆發前后,這個群體卻集體沉默,甚至部分轉向支持強硬措施,馬凱碩認為,這正是中國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馬凱碩的分析基礎在于,美國決策圈從來不是鐵板一塊。
冷戰結束后,美國商界一直推動對華接觸政策,因為中國市場規模巨大、增長迅猛,能直接轉化為企業利潤。
波音、通用、蘋果、高通等巨頭在中國銷量占全球比重極高,它們每年都會到國會山游說,要求放寬出口管制、擴大市場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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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入世談判時,美國商會就是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可從2010年代中期開始,這種聲音明顯減弱,到2018年貿易摩擦全面爆發時,美國企業界幾乎沒有形成有力阻擋。
這不能全怪美國國內政治極化,中國自身在處理與美國企業關系時的一些做法,也客觀上加速了這種疏遠。
首先,早年為了快速建立現代工業體系,中國在吸引外資時廣泛采用合資模式,要求外方提供技術支持。
這在當時是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通行的做法,日本、韓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崛起時也大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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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企業在十九世紀末追趕英國時同樣如此。可當中國企業學習消化能力超出預期,很快推出性價比更高的產品時,部分美國公司感到核心競爭力被削弱。
他們原本預期能長期維持技術領先、賺取高額溢價,卻發現中國市場競爭異常激烈,本土企業迭代速度極快。這讓一些企業產生“養虎為患”的感覺,從積極投資轉為觀望,甚至支持華盛頓設置壁壘。
馬凱碩提到地方層面有時存在傾向本土企業的現象。
各地為了完成GDP指標、保障就業,會在土地、稅收、融資等方面給予本地企業更多支持,外資企業在某些區域招投標、標準制定中偶爾遇到隱形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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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在全球都很普遍,美國各州為了搶奪特斯拉、英特爾工廠也會給出天價補貼,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本身就是典型保護主義。
但在中美關系緊張期,這些個案被無限放大,成為美國商界抱怨的口實,直接削弱了他們回國游說的底氣。
再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綜合實力快速提升,在國際場合表達觀點時更加自信從容。
一些西方觀察者把這種正常的國家自信解讀為“傲慢”,馬凱碩也引用過個別外交互動事例,認為這讓西方精英感到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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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企業高管作為經常往返中美的人群,本來最能理解這種變化源于實力增長而非惡意,但當華盛頓整體氛圍轉向對抗時,他們也很難站出來為中國辯護。
馬凱碩的提醒確實點到了要害:美國商界原本是我們在美國最天然的盟友,失去他們的聲音,等于在華盛頓決策鏈條中少了一道重要防火墻。
這不是說中國做錯了什么,而是發展階段必然會帶來的陣痛。任何后發大國在追趕過程中,都會經歷從“學生”到“對手”的身份轉換,美國當年追趕英國、日本追趕美國時,都引發過原領先國家的強烈反彈。中國體量更大、速度更快,這種反彈自然更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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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關鍵在于,中國已經及時意識到這個問題,并用實際行動進行了系統性糾偏。
從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開始,到2019年《外商投資法》明確禁止強制技術轉讓,再到2020年后連續縮減外資負面清單、制造業全面開放,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
2021年專利法第四次修訂引入懲罰性賠償,侵權成本最高可達五倍;2023年進一步完善商業秘密保護;2024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再次修訂,嚴查地方不當干預市場行為。
到現在中國營商環境世界排名已穩定在前二十五位左右,外資準入限制只剩不到二十項,遠低于多數發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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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保護更是發生根本性轉變。
過去二十年,中國從幾乎零基礎起步,到現在發明專利授權量、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高價值專利占比全部全球第一。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4年報告顯示,中國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已升至第十一位。海關總署2025年數據顯示,邊境侵權貨物查獲量同比下降超四成,外資企業在中國專利訴訟勝訴率與本土企業基本持平。
蘋果、高通、諾基亞等公司在華專利許可收入連創新高,這本身就說明,外資最關心的技術安全問題已經得到實質性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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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保護主義也在中央強力糾治下大幅減少。2024年國務院出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意見》實施細則,明確清理地方違規招商、歧視性補貼,跨省貿易壁壘被逐一拆除。
各地現在比拼的不是誰給本土企業更多照顧,而是誰營商環境更優、產業鏈更完整。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從簽約到投產只用不到一年,產能已占其全球一半以上;巴斯夫在廣東湛江的一體化基地投資超百億歐元;寶馬把新一代電動車全球首發選在沈陽。這些事實都證明,美國企業用腳投票,依然把中國當成不可或缺的戰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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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凱碩的提醒是善意的警醒,但中國從來不是被動挨打的一方。我們用十年時間就把潛在短板轉化為制度優勢:從合資依賴到自主創新領跑,從地方分散到全國統一大市場,從低調內斂到自信擔當。
這不是簡單的修補,而是發展階段的必然躍升。任何大國崛起都會遇到外部阻力,中國選擇用更大開放、更強保護、更高質量增長來回應,既維護了自身權益,也讓那些曾經猶豫的美國企業重新看到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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