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之城”古藺的紅色經典 黃同江《四渡赤水》的精神重量

初 旭

當參觀者踏入古藺太平渡四渡赤水陳列館，巨幅油畫《四渡赤水》如凝固的驚雷，驟然攫住觀眾視線——這不僅是對長征戰役的視覺復刻，更是一位知青畫家以生命熱力熔鑄的時代精神圖騰。青年畫家黃同江于二十世紀70 年代下派到赤水河畔的古藺當知青，以重慶人的倔強，將個體的青春血肉與革命歷史的壯闊脈搏，織進了中國美術史的經典坐標系。

一、赤水河畔的史詩建構

這幅三十平方米的巨制，誕生的土壤滿是窘迫。太平渡老街黑潮的舊鹽倉、半明半暗的煤氣燈、爬滿臭蟲的床板，還有貫穿畫家整個創作周期的中藥苦味。黃同江卻在這樣的 “非專業” 現場，完成了專業級的史詩敘事——他沒有困于“九宮格”的謹小慎微，而是以 “俄羅斯巡回展覽派”的寫實功底，讓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跳出印刷品的模糊輪廓，生長出可觸摸的藝術溫度。

畫面的時空錨點選在赤水河畔“晨曦初露”的隆冬：河谷的冷霧裹著群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立在崖岸的剪影，與急速行進的紅軍隊列形成“靜與動”的藝術張力；遠處浮橋上的千軍萬馬，在硝煙里舒展成流動的史詩長卷。這種“大開大合”的構圖，既承接了革命歷史畫的宏大傳統，又以 “寒風凜冽”的細節（如人物緊裹的衣襟、戰士凍紅的臉頰），讓宏大敘事落地為可感知的生命體驗 —— 那些圓滾滾的臭蟲、粗茶淡飯里的雞蛋，最終都成了畫面里“人”的質感來源。

二、知青視角的歷史共情

作為插隊古藺的重慶知青，黃同江的創作不是 “旁觀者的復刻”，而是 “共情者的代入”。他并非科班出身（創作時還未考入四川美院），卻以“自學成才”的敏銳眼光，捕捉到了革命歷史與知青生活的精神共振：紅軍四渡赤水的“化被動為主動”，恰如知青在“廣闊天地”里的掙扎與突圍；而他為收集素材奔走于赤水河沿岸渡口、戰場的足跡，也成了對“長征精神”的當代踐行。

這種共情體現在人物塑造的“神形兼備”里：毛澤東凝目遠眺的神情，不是符號化的“偉光正”，而是帶著戰事焦灼的沉郁；普通戰士的面孔沒有重復的“樣板化”，而是各有疲憊與堅毅 —— 這是黃同江以知青的“個體經驗”，重新注解了歷史中的“集體生命”，讓革命歷史畫，走出了概念化的桎梏，有了人的深邃和溫度。

三、時代語境里的藝術突破

在二十世紀70 年代的美術生態里，革命歷史畫往往被捆縛于 “政治正確”的框架，而黃同江的《四渡赤水》，卻在 “合規”與“創新”之間找到了平衡。他沒有放棄 “領袖形象” 的莊重性，卻以“直接揮灑”的筆觸消解了刻板；他遵循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卻以“晨曦”“冷霧”的意象營造，賦予畫面超越紀實的詩意。

這幅畫的突破，更在于它的“未完成性”——不是技法的未完成，而是精神的開放性。當后世觀者看到這幅“知青畫家”的作品，看到那些中藥味里熬出的細節，會意識到：史詩從來不是由“專業者”壟斷書寫的，它可以是一個年輕人在臭蟲與煤油燈下，以生命為墨，在時代的感召下雕刻出的滾燙痕跡。

時光飛逝多年，《四渡赤水》仍懸掛在太平渡四渡赤水陳列館正廳，它的價值早已超越“展品”的范疇：它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標本——既有革命歷史的壯闊底色，也有知青一代的青春重量；它是藝術創作的樸素啟示——最好的史詩，從來不是在完美的畫室里“畫”出來的，而是在“廣闊天地”里“熬”出來的。當參觀者駐足畫前，聞到的或許不只是顏料的氣息，還有半個世紀前那縷揮之不去的中藥香，那是一個畫家以生命為代價，寫給歷史的情書。

如今，斯人已逝。謹以此文，致敬為“得意之城”古藺乃至全國人民留下寶貴精神財富的黃同江先生。

作者介紹：初旭，原名王先軍，四川瀘州人。系民建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品牌促進會智庫專家和新華社簽約攝影師。主要著作《中國醬酒文明史》《飛奪瀘定橋》《瀘州百業賦》《山地風流》等。系紀錄片《航拍赤水河》總撰稿和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