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秋天,紐約,老人坐在女兒家的飯桌旁,聽完了從東方傳來的消息,他夾起一塊紅燒肉,手停在半空,說,我是戰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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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是聯合國大會前,章含之受毛主席囑托,以章士釗女兒的身份去走親戚,她記得老人握筷子的手在抖,不是因為老,是那年在巴黎和會上跟人硬碰硬的外交家,如今連“回鄉”兩個字都像刺進肉里,扎得人說不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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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顧維鈞三十一歲,站在凡爾賽宮的臺階上,日本代表咄咄逼人,他開口說,中國不能放棄山東,就像西方不能放棄耶路撒冷,這個江南來的書生,用英語把孔子的故鄉推到世界眼前,法國總理說他像貓逗老鼠,可最后,他還是帶著一把空椅子回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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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年過去,那張沒簽的和約成了更沉的擔子,一九四八年新華社公布的戰犯名單上,他排在宋美齡前頭,紐約的公寓里,他一直沒換那本過期的中國護照,滑雪也得等證件辦下來,女兒顧菊珍說,父親每天吃飯前都要摸摸餐桌,說上海家里也有這么一張。
1983年,嘉定的縣志畫冊從女兒包里掉出來,老人把發黃的紙一頁頁翻,嘩啦嘩啦響,他畫嘉定古城的地圖,在孔廟那兒添了座塔,像是要把記憶里的東西一點點拼回來,去世前一年,他抄了杜甫的詩,最后一筆寫得重重的,月是故鄉明。
1985年冬天的紐約,九十七歲的顧維鈞倒在浴室里,被人救起時手里還攥著一張發黃的紙,上面是他小時候念過的《論語》,那個曾讓列強說不出話的外交官,終究沒等到回鄉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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