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南京大屠殺最早報道者王火：照亮歷史的“火”，始終亮著

“火”是王火一生最好的詮釋。他原名王洪溥，曾用多個筆名，1949年后所用的“王火”筆名流傳最廣。王凌說，父親尤其鐘愛這個字，還給二女兒取名王亮。“他說火會永遠燃燒，照亮我們國家。”

文丨新京報記者李照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趙琳

?本文6730字閱讀8分鐘

11月27日，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王火的告別儀式在成都東郊殯儀館舉行。靈堂內花圈簇擁，挽聯林立。沒有哀樂，只有輕柔的《沂蒙山小調》一遍遍循環播放。

王火生前曾特意叮囑女兒王凌，身后事從簡，只希望再聽一聽這首沂蒙山的民歌。

人們熟悉“王火”這個名字，源于他筆下的文字。作為最早一批報道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記者，戰后他奔波于南京的街巷，收集證據，重訪故地，采訪幸存者，見證了谷壽夫等戰犯的公審與槍決，也記錄了軍國主義思潮如何影響上海的日俘日僑。

三年前的公祭日前夕，新京報記者曾采訪王火。彼時百歲高齡的他，耳朵已不靈光，但提及南京大屠殺的采訪經歷，思路依然清晰，細節記憶深刻。“想起在南京采訪的經歷，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歷史。”他說。

11月23日，這位“以筆為槍”的老人在成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享年103歲（虛歲）。“父親走得很安詳，”王凌說，“希望大家想念他的時候，能讀一讀他的作品。”

作家王火。受訪者供圖

“我很累了，我要走了”

今年10月18日，《火鑄文心：王火傳》新書發布會在2025天府書展舉行，那是王火生前最后一次公開亮相。

成都深秋，細雨蒙蒙。王火坐著輪椅親臨現場，同樣坐輪椅到來的，還有96歲的老友、四川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名譽主席李致。兩人一見面，兩雙布滿歲月溝壑的手便緊緊握在一起。

李致回憶，“為了這場見面，我前一晚翻來覆去睡不著。我們一起走過那么多年，相互扶持、彼此牽掛，每一個片段都記在心里。”

八年前，《王火文集》首發式上，當時103歲的作家馬識途、88歲的李致都來捧場，三位高齡仍筆耕不輟的老友團聚，曾打動許多人。去年，馬識途去世，缺席了這次重聚。看到馬識途的女兒代父前來，王火一時情緒涌動，紅了眼眶。

發布會上，每當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王火都試圖顫巍巍起身，向讀者揮手致意。對于請求簽名合影的讀者，他欣然應允，來者不拒。

那次發布會結束回家后，王火突然對大女兒王凌說：“小凌，我很累了，我要走了。”

王凌心里一慌，她當然明白父親所說的“走”是什么意思，卻岔開話題：“爸，你剛回來要上哪兒去？”

“不是，我累了，我要走了。”王火沒接話，繼續道，“我最討厭哀樂了。我要是走了，你記住不要麻煩組織，就放一首《沂蒙山小調》給我聽。”

兩周后的一個早晨，王火像平時一樣吃過早餐坐著聽新聞。王凌見他犯困打瞌睡，便勸他回床上休息。不久，王凌發現父親臉色不對，趕緊撥打120。

王火被診斷為腦溢血，在ICU住了二十多天。王凌說，其間父親一度好轉，不料病情急轉直下。11月23日晚10時許，王火在四川省人民醫院安詳離世。

當晚深夜，王凌給遠在北京和南京的堂哥堂姐們發去訃告，次日，七八十歲的哥哥姐姐們趕赴成都，為王火操持后事。

得知王火去世時，作家阿來正在宜賓出席文學活動。“我一定要趕回去送送王老。”他悲痛地說。

就在今年7月，《火鑄文心：王火傳》即將出版，王火曾希望阿來題寫書名。阿來謙稱“缺乏斯文熏染”，最終寫下一篇題為《文心詩魂，火鑄乃成》的讀后感。

“火”是王火一生最好的詮釋。他原名王洪溥，曾用多個筆名，1949年后所用的“王火”筆名流傳最廣。王凌說，父親尤其鐘愛這個字，還給二女兒取名王亮。“他說火會永遠燃燒，照亮我們國家。”

阿來在文中寫道，王火改名“火”的深意令人觸動：“火，黑暗中是光亮，寒冷時是溫暖，絕望中是希望。”

11月27日，王火的告別儀式在成都東郊殯儀館舉行。受訪者供圖

記者王火

王火，1924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蘇如皋。六歲時隨父遷居南京，家住城北洞庭路10號。

他曾細膩回憶1937年春天隨父同游花神廟的情景。美麗的鮮花，樸實的花農，熱鬧的“百花生日”，給王火的童年留下溫暖記憶。當年夏天，上海爆發“八一三”事變，王火與父親離開南京。1937年12月，日軍制造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記憶中美麗的花神廟成為死難同胞的叢葬地之一。

1946年，王火以記者身份重返南京。那時他還在復旦大學新聞系就讀，學校從重慶遷回上海。臨行前，重慶《時事新報》總編輯、復旦教師王研石交給他一項任務：以駐上海、南京特派員名義，記錄從川渝回滬的經歷及戰后要聞。自此，王火開始了對南京大屠殺持續兩年的追蹤報道。

他參與了日軍第六師團團長谷壽夫的公審。“樓上樓下，座無虛席，據統計，旁聽人數約2000人左右，”王火在給《時事新報》的報道中寫道。檢察官宣讀長達四千余字的起訴書，并補充道：“略謂京市大屠殺，歷時數月，區域包括城郊城內，被害者數十萬人。”盡管有幸存者與紀錄片為證，谷壽夫仍堅稱自己不應負責。王火見證了公審時的群情激憤，“四周嚷嚷憤慨之聲不絕”。

3月10日，谷壽夫被判處死刑。4月26日中午，谷壽夫在南京雨花臺被執行槍決。王火回憶：“僅見憲兵挾他下了卡車，很快只聽槍聲一響，還沒看清楚，谷壽夫已仰面躺倒在地了，立時響起掌聲和歡呼聲，周圍群眾大快人心。”

王火走街串巷，采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1947年，他撰寫的《被污辱與被損害的——記南京大屠殺中的三個幸存者》發表于上海《大公報》，成為最早系統記錄幸存者遭遇的長篇報道之一。

2022年公祭日前夕，新京報記者電話采訪王火時，他提起曾采訪過的幸存者李秀英。這位比他僅大六歲的女性，曾在南京軍事法庭審判谷壽夫時出庭作證。王火也是第一個采訪李秀英的中國記者。

王火記得，當時多數幸存受害者羞于露面，“但李秀英不同。她為抵御敵人，身中三十七刀而不屈，是以一位抗日女戰士的身份屹立著的。她雖被敵人毀了容，但抗戰勝利后，她是受害者中率先出面指控日軍暴行的女同胞。”

1947年初，天寒地凍。兩人的對話從小營國防部戰犯拘留所，延續到玄武區魚市街衛巷李秀英家中。講到血腥恐怖處，“她落淚，我的心戰栗，眼眶也不覺濕潤起來。”

多年過去，王火仍記得李秀英當時的模樣：語氣堅強，神情嚴肅，但面部受損嚴重，鼻子、眼皮、嘴唇和臉面均遭刀割。“當時天氣冷，她總是用一條長長的藍灰色圍巾包著頭遮著臉。我不忍心凝視她或細看傷痕，覺得那是對她的一種不敬。”

王火的報道視角全面而深刻。1946年，他在上海采訪日俘與日僑，犀利追問管理日俘的官員，揭露國民政府包庇縱容戰俘留下的隱患，他認為這與后來日本右翼勢力猖獗不無關系。

采訪中，一些日僑認為戰爭是受軍閥蒙騙，“原先以為日本是世界第一，沒想到居然失敗了。”王火毫不客氣地指出：“世界第一就應該侵略別人嗎？你們只認識到受騙，卻還認識不到侵略有罪，認識不到中國被你們燒殺成什么樣子！你們帶著這種思想回去，將來說不定國家強大了，又要擴軍侵略呢！”

在他的筆下，對幸存者、侵略者、國民政府官員乃至漢奸的一手采訪，組成了真實生動的歷史底稿。那時他為多家媒體撰稿，謝絕部分稿費，只要求報社寄一份樣報。這些報紙被他珍藏一生，后悉數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成為珍貴的史料。

1947年2月10日，王火以“王公亮”的筆名發布的稿件《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受審詳紀》發表在重慶《時事新報》上。受訪者供圖

沂蒙往事

報道南京大屠殺的經歷，對王火后來的創作影響至深。

新中國成立后，王火先后在上海總工會、工人出版社等單位工作，參與籌建上海勞動出版社，創辦《工人》半月刊。

他想寫一部“有史詩性”的作品，這便是《戰爭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復返的時代》。他計劃以三部曲形式，從西安事變寫到抗戰勝利，全景展現那段歷史。

1961年，王火調任山東臨沂一所重點中學副校長。從新聞界到教育界，他欣然接受這一轉變。到任后，他開始鉆研教育學，閱讀蘇聯教育著作，去教室聽課。

張立中曾于1963年考入臨沂一中。他回憶，那時學校沒有電鈴，上下課全靠一只大銅鐘指揮，王火就是敲鐘人。張立中回憶，每個清晨和傍晚，學生們準能看到王火從低矮的房屋內走出來，一邊看表，一邊敲鐘。班上有同學計算過，王火敲鐘時間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時間分毫不差，同學都開玩笑說是“王火時間”，“大家對王校長的認知開始由‘舊知識分子’向‘慈祥的老人’轉變，看到他，有了更多的親切感。”

那時候，學校附近有條河，如果遇到下雨，山洪暴發，學生上學放學有危險，王火就要求自己和班主任每天跟著學生一起過河，保證學生們的安全。

教育工作之外，王火始終保持著寫作狀態。1962年，他將完成的120萬字《一去不復返的時代》初稿，以《月落烏啼霜滿天》為名交予中國青年出版社。次年，出版社編輯贊譽其為“百花園中一枝獨特的花”，并提出了修改意見。

然而，1966年，“文革”的風暴迅速席卷到臨沂。一群紅衛兵打著破四舊的名義抄了王火的家。

16歲的張立中從教室窗口目睹了十幾個紅衛兵踹開房門，跳上窗臺，把一捆捆圖書和書稿扔到窗外的地上，并用火點燃。

“我聽到了凌老師（王火的妻子凌起鳳）嘶啞著聲音在哀求他們，‘放下這些書稿吧，這是王老師一輩子的心血啊！’”張立中說，可是那群人根本不聽，繼續用棍棒挑著、翻燒著。直到那些書稿文字化為灰燼，王火和妻子緊緊抱在一起，號啕大哭。

《一去不復返的時代》在這場浩劫中一去不復返。

“文革”結束后，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之邀，王火開始重寫《戰爭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烏啼霜滿天》。初稿剛完成，他面臨一個選擇，離開臨沂，前往成都擔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

在王火生活過的諸多城市中，臨沂無疑是最重要的坐標之一。他曾在此工作22年，足跡遍及沂蒙大地。他用文字尋訪過“外國八路”希伯捐軀的舊戰場，訪問過土改時期平鷹墳的農會干部。

“過去漫長的歲月里，沂蒙山像母親似的用奶汁喂養著我，沂蒙山的人民用他們的光榮革命斗爭歷史熏陶著我，革命烈士和許許多多的老同志用英雄的事跡供給我創作的素材。”他曾在文中回憶這段經歷。

離開臨沂前夕，一位青年朋友送他一盒錄音帶，收錄著沂蒙山民歌。其中那首誕生于抗戰時期的花鼓調《沂蒙山小調》，成為王火此生最摯愛的樂曲。此后在成都的幾十年里，這首歌陪伴他無數夜晚入眠，直到辭別人世的最后一刻。

1998年，王火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在家中接受四川省作協、文聯贈送的花籃。受訪者供圖

“戰爭本身對人來說，就是一面鏡子”

榮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第二屆國家圖書獎等獎項的《戰爭和人》，無疑是王火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少有人知，重啟這部作品他付出了難以想象的艱辛。

調往成都后，王火既要處理出版社的繁雜工作，又要堅持寫作《戰爭和人》。一天，他遇到一個掉進水坑的小女孩，毫不猶豫跳下去救人，自己卻因此受傷。治療過程中，一只眼睛視網膜受損，醫生告訴他，這只眼睛很可能失明，再也無法寫作。

這對一個作家而言，無異于宣判創作死刑。王火甚至為此學習過盲文。最終，他靠一只眼睛，伏案用放大鏡摸索著寫作，完成了這部160萬余字的鴻篇巨著。個中艱辛，他在后記中有所透露：“僅靠一只老花的眼睛寫長篇，實在太苦！……眼疲得疼痛，造成了身心疲乏……更何況我寫的是那個令人壓抑痛苦的一去不復返的時代，進入創作時，許多悲慘故事使我十分激動、沉重。心理又反過來影響了生理。”

電視劇《戰爭和人》的編劇、導演張挺記得自己2017年初讀《戰爭和人》時，大為震撼，“我不知道誰還敢用這樣的書名寫小說，氣魄大得嚇人。”讀完后，張挺被書中真實的歷史質感折服了。

《戰爭和人》凝聚了歷經半生滄桑的作家王火對戰爭的深刻思考。“我想寫的是戰爭和人，寫戰爭與和平，寫美與丑、善與惡、生與死、愛與恨、肯定與否定、是與非的選擇。”他寫道，“戰爭本身對人來說，就是一面鏡子。”

王火認同“文學是人學”的理念。小說中有一百多個人物，融合了他自己、身邊人乃至昔日采訪對象的影子。“我希望自己既要寫歷史，也要談自己在文學上對歷史的認知。”

王凌告訴新京報記者，父親作為戰爭的親歷者、報道者與寫作者，對祖國和平懷有最深切的感情，王火一生去過很多國家和地區，唯獨不去日本，“‘愛國’就是我們家的家風家訓，”她說，父親在世時常對后人說，“你們沒當過亡國奴，那滋味不好受。”

王火希望更多年輕人了解那段歷史。“我的書不是寫給老頭子看的。”王凌記得，父親有次看到一部“抗日神劇”，非常惱火，嘀咕道：“打仗這么容易嗎？怎么可能兩個飛鏢就把日本人打死？太不靠譜了！要是年輕人光看這些，根本無法了解真實歷史。”

晚年的王火在家中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受訪者供圖

晚年王火深居簡出，生活平淡。他不吃豬肉，每日必食蔬菜，蘿卜、冬瓜白水煮，不放油。他將所有表彰證書、獎杯及部分史料都捐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不大的房間里，只有四處散落的書籍與他終日相伴。

那只受傷的眼睛因長期編輯寫作勞累，視網膜脫落，終致失明。他視物不清，有時開水倒手上，夾菜夾到碗外。王凌說，父親晚年已很少寫作，但時常“拿著那柄加了小燈的放大鏡”讀書。

他一直保持著看電視聽新聞的習慣。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王凌給他講最近的國際新聞，提到最近日本首相的不當言論，昏迷中的王火情緒起伏，“能看到他眼角有淚花。”

2022年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記者問王火還有什么心愿。電話那頭的他說，自己已活近百歲，沒什么心愿了。但談及南京大屠殺，他若有所思，開始考慮是否應將相關文章結集成書。如今，這個心愿落在了王凌肩上。她說，接下來她會繼續整理父親留下的文字資料。

臨終前，王火留下遺言，“我就悄悄地，該走就走了。”

這把火熄滅了，但光始終亮著。

參考資料：

《戰爭和人》

《百歲回望》

《王火自述：人生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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