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瑞林向總理匯報工作周總理在萬山要塞萬山要塞
1963年12月6日到12月12日,一些對時政新聞比較感興趣的人會驚奇,為什么總理的消息沒了。對于國務院、中南海的許多衛兵來說,時常看到的周總理“消失”了。當時,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不知道,總理去了廣東,一個叫萬山要塞的地方去見一些特殊的客人。
12月3日夜,接見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班納吉;
12月5日晨,接受英國作家格林的電視訪談。
12月13日,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納塞爾總統和薩布里主席的邀請,乘飛機離開昆明前往阿聯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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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7天的時間,總理在萬山要塞會見了以澳門商人身份前來的臺灣客人。12月5日總理接受完訪談和處理完其他工作后,便乘專機前往廣州。和廣東省地方領導工作會談之后,還參觀了一些其他地方,例如黃埔軍校舊址等。
萬山要塞在廣東省,成立于1952年6月,那時,萬山獨立水警區與海軍虎門要塞區合并組成萬虎獨立水警區。1955年1月,改稱海軍萬虎要塞區。1960年2月改歸廣州軍區建制領導,6月改稱萬山要塞區。1980年12月,改稱廣州軍區守備第11師。1983年1月,改歸廣東省軍區建制領導。1985年10月,11師與珠海市人民武裝部合并組成珠海警備區。
12月7日清晨,南海艦隊的104號掃雷艦正停泊在廣州黃埔港碼頭3號碼頭內。上午9時,一艘交通艇靠了上來。周總理在海軍南海艦隊司令吳瑞林中將的陪同下,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張治中、國務院對臺辦公室主任羅青長等走上了104艦。
104號在134號掃雷艦的護航下前往萬山要塞。在與該艦官兵見面時,總理說:過去我坐外國輪船去法國勤工儉學,只能坐四等艙。那時我就想,總有一天,我能坐上自己的船,現在坐上了。現在,我們的海軍還不算強大,隨著工農業的發展,我們還要建更大、更多、更好的軍艦。
14時,總理一行人等來到唐家灣后乘車前往萬山要塞。與要塞官兵合影后,要塞司令楊敏宣布:周總理坐了一天的船,要休息一下,還要同一個澳門商人談一些事。
其后,楊敏宣布,要塞要實施戒嚴,各單位人員一律不準外出,不準離開本單位。附屬的各類生活區也是如此,就是小學生也不能例外。
周總理和張治中秘密會見了臺灣方面派來的特使。會見中,周總理向客人具體闡述“一綱四目”(毛澤東提出,周總理概括總結)的方針。即:臺灣必須統一于中國為一綱。四目:1、除外交統一于中央外,其他臺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2、如果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3、臺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4、國共雙方要保證不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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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別時,那位臺灣客人還帶走了總理送給正在患病的臺灣國民黨“副總裁”陳誠的一些藥品。
下午6時,總理等人回到104艦,夜航回歸。在艦長室,周總理仍不顧疲勞伏案辦公到凌晨一點。其后,總理又休息了一下便于三點入睡。為了讓總理再多休息一會,8日凌晨6時,抵達黃埔新港時,艦長決定打破常規,不打開擴音器,不下達口令,由副艦長分別通知各站位按全員工做部署實施。
6時30分,周總理與官兵們握手告別,7時,周總理等人上岸前往廣州。對于此次,周總理一行人等的目的,在珠海警備區的檔案中仍只是當作視察部隊。
對于參加會商的臺灣方面代表是誰,因為檔案沒有解密,基本上都是在猜測中。1996年1月,香港《南華早報》首先公布此事并猜測:國民黨方面參與的是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中的一位或者兩位。
其后,香港《開放》在同年4月號上,發表《周恩來確在南海某島秘密會晤蔣經國》一文。據說,這篇報道是在采訪了彭德懷元帥的軍事參謀彭緒一的基礎上得出了諸多結論。但一些基礎判斷有些過于懸疑,例如會談地點是東沙群島的東沙島。這個有些懸疑,東沙島在國民黨軍隊控制下,總理前往會談的可能性太低了。因此,香港的這兩家雜志報道了此事后,許多人都認為過于懸疑而沒有認可。
直到羅青長寫作的《他曾為周總理護航——回憶吳瑞林同志二三事》一文,收入由改革出版社出版于1997年出版的《最可愛的人》一書后才收到海峽兩岸的注意。在這篇文章中,羅青長說:1995年春節,我去吳瑞林家中探望他,老戰友見面,分外高興,促膝長談,一起回憶當年一起工作與戰斗的情景……1963年12月初,周恩來總理與張治中副委員長到廣東省邊境,與兩位能溝通國共兩黨關系的人進行秘密會晤,我當時任中央對臺辦主任,參與了此次鮮為人知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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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總理此次重要的秘密邊境會晤的幾天里,吳瑞林同志又親自帶領3艘軍艦,在附近的海域里進行了小分隊軍事演習,以掩護會晤的順利進行,也確保了周總理一行的安全。
那么,到底會見的臺灣客人是誰呢?蔣介石首先被排除,根據蔣介石的性格,他很難親自前往,而且12月6日至12日,他的活動報道很緊密。
至于陳誠,因為與蔣經國十多年的爭權奪利,二人關系非常不睦。1963年12月1日,陳誠辭去了“行政院長”一職。無論從與總理的關系、在國民黨中的威望上看,陳誠很可能。蔣經國也有可能。
至于具體是誰與總理會面,只能等待有關方面的解密了。對于這次會談的價值,通過前后歷史事件的對比:雙方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都有了默契,為日后的“九二共識”打下了基礎。但是,遺憾的是,羅青長口中的“雙方的共識與默契”因為1966年之后的運動,沒有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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