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主席到頤和園專門拜訪丁玲，丁玲：我懷念延安那段時光

1951年7月初，頤和園東宮門外忽然停下一輛吉普，岸邊游人并不知道，那位慢步走向樂壽堂的中年人正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隨行秘書只簡短解釋一句：“主席想見一位老朋友。”

幾分鐘后，丁玲從西配殿的小院里匆匆迎出。她身著灰色布衫，頭發用發卡別在耳后，看見毛澤東便笑：“主席，大熱天還跑這么遠？”毛澤東擺手：“想聽你談談新作，也想聽聽你對北京的印象。”

寒暄不過片刻，時間的指針卻把兩人拉回十五年前的延河畔。1936年秋，丁玲頂著南京通緝令跋涉至保安，第一次在窯洞見到毛澤東。那晚油燈昏黃，毛澤東翻著《北斗》舊刊，用湘音說：“《不是情書》寫得有勁。”一句話讓丁玲放下了戒備。

保安歡迎會上，丁玲把獄中三年遭遇說得坦白，毛澤東聽完只補一句：“先養好身子，前線急需像你這樣的筆桿子。”隨后給楊尚昆拍電報，把這位女作家送進紅軍前線。

在山城堡陣地，丁玲隨野戰部行軍，用火光記下官兵的疲憊與頑強；在黃土坡宿營地，她一面幫衛生員包扎傷口，一面寫下《南下軍中之一頁日記》。幾年后，這些文章被歸入《丁玲文集》，成為研究抗戰心態的重要材料。

1936年12月底，聶榮臻把一份加急電報遞給丁玲：那是毛澤東寫就的詞《臨江仙·給丁玲同志》。詞中“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八字，把窯洞里外的笑聲定格。不得不說，毛澤東對文藝骨干的鼓勵往往簡短卻直指人心。

抗戰全面爆發后，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東渡黃河，她身兼團長、編劇、演員三職，白天趕路，夜里排練。晉西高原的夜場，老鄉坐在土坡上聽相聲《翻身》，孩子圍著簡陋舞臺學唱《團結就是力量》。有人統計，短短一年服務團演出超過六百場，影響范圍從忻口一直延伸到太行深處。

延安整風期間，《三八節有感》引發爭論。毛澤東與丁玲散步至鳳凰山腳下，他語氣平緩：“批評可以有鋒，但最終要落在解決問題上。”這番話后來被丁玲寫進工作筆記，成為她思考性別議題的起點。

1944年冬夜，毛澤東洗完澡披著棉袍，一口氣讀完《田保霖》。他寫信叫丁玲、歐陽山進屋談。“合作社會議我要發言，你們的稿子替我點亮了一盞燈。”這句評價讓在場的張聞天記了一整頁會議記錄。

抗戰勝利，新中國籌建在即。1948年夏，丁玲結束土改隊工作，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初稿交給胡喬木。胡喬木看后對毛澤東說：“骨架好，細節還得磨。”毛澤東想了想：“她要是當幾年縣委書記，筆里會再添三分泥土氣。”這段只言片語隨后在文藝界流傳甚廣。

1951年，斯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落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頭上，外交部希望丁玲赴莫斯科領獎。她卻婉拒，理由是“籌備作協年會脫不開身”。毛澤東了解后并未勉強，卻抽空來到頤和園。那天傍晚，湖面微波蕩漾，兩人對坐石階，談創作也談身體。

丁玲說：“延安的日子最是痛快，寫完稿子往窯洞外一坐，星星像是伸手就能摘。”毛澤東笑著點頭：“北京星少，但事多。還是要寫，多寫。”這簡短對話后來被丁玲記錄在筆記本側頁，只有旁邊一句自白——“懷念延安”。

隨后數年，丁玲卷入新的政治風潮，創作受阻，直至晚年才重返文壇。然而在多數檔案里，1951年那次頤和園晤談被視為她與毛澤東最后一次無拘束的長談。

時間線停在1951年，卻并未結束兩人的精神關聯。丁玲八十歲時重讀舊作，仍評價毛澤東“禮賢而不居高”，這與她當年的判斷并無二致。歷史文獻研究者普遍認為，毛澤東與丁玲數十年的交往，不只是領導與作家的關系，更體現黨在戰爭與建設時期對文藝功能的認知演變。

今天翻檢那段資料，可以看到文學與革命實踐握手成拳的痕跡：保安窯洞里的一首詞、太行山口的一個夜場、頤和園的半日閑談……不同場景，共同指向一個事實——文字在烽火歲月里從未脫離槍炮，也從未脫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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