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的一天清晨,北平西城警署押來一名自稱“趙質倫”的中年人,此人因私賣嗎啡被捕。檔案科警員翻遍登記簿后,突然發現他的手指指紋與通緝多年的晉察冀頑匪趙玉昆高度吻合。消息沿著保密電話線層層上傳,北京軍管會決定連夜審訊。誰都沒料到,這名戰時叛徒一落網,就把臟水潑向已經成為二十兵團六十八軍參謀長的宋學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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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老同伙,日本人還給他全家掛了保護牌。”趙玉昆在燈光下咬牙切齒地說,似乎想用這番供詞換來一條活路。
公安部立案復核,卷宗上那句“參謀長涉嫌通敵”讓人倒吸一口涼氣。理由很簡單:宋學飛出身東北講武堂,早年確與趙玉昆在“河北游擊軍第10路”共事;更要命的是,日軍檔案里確有“在易縣保護宋氏家眷”的命令。證據鏈看似完整,鋤奸處一些年輕干員躍躍欲試,甚至暗中準備手銬。
時間回撥到1939年冬。晉察冀軍區一分區黃土嶺鏖戰,楊成武調走第五支隊25、26兩團去當預備隊。趙玉昆心底一陣發虛——離了主力,他的“地盤”瞬間縮水。消沉了兩個月后,他干脆以“宴請軍分區干部”為幌子,把便衣大隊二三百人拖去良崗,翻墻投敵。那天夜里,狼煙將半邊天映成血紅,一分區電臺短波里只留下沉重的靜默。
趙玉昆叛逃,是晉察冀根據地自建軍以來最惡劣的背叛之一。此后,敵偽聯隊多出一股熟門熟路的“良崗隊”,他們帶著日軍鉆山溝、燒村莊,1941年春的狼牙山失守與這支隊伍脫不開干系。五個戰士砸槍跳崖的故事后來傳遍全國,而始作俑者正是趙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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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趙玉昆投敵兩天后,一分區召開緊急會議。會場里火藥味彌漫,矛頭直指當天歸隊的宋學飛——他因為父喪請假,恰巧錯過叛逃現場。鋤奸科長楊德才一拍桌子:“嫌疑重大,先關起來再說!”場面劍拔弩張。
負責組織工作的鄭旭煜卻慢悠悠地插了句:“被盯上的從不跑,跑的都是你們信任的人。”這一句拐彎的話把氣氛攪散,楊成武隨即起身宣布:“把趙玉昆、宋學飛區分開來。”短短十幾個字,救下了宋學飛的性命,也保住第五支隊的骨干。
宋學飛并非省油燈。1926年入讀東北講武堂,九一八后隨部入關,講究軍令條理,戰法老辣。加入八路軍后,他主動向楊成武匯報過趙玉昆“要軍餉、要自由”的古怪要求,還提醒過:此人急功近利,面上忠誠,骨子里算計。楊成武把這些警告記在小本子上,卻依舊選擇團結趙玉昆,以壯抗日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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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底線一旦松弛,很快就會反噬。趙玉昆想要的遠不止軍餉,他渴望舊軍官那套享樂生活。供給制讓他夜里翻來覆去睡不著,煙土、骰子、小老婆,一樣也不能少。至1939年年底,他判斷自己在八路軍體制里再無上升空間,于是背叛。
再把時間撥回1949年。楊成武此時任北京衛戍司令,他接到審訊報告后,只說了一句話:“我擔保宋學飛沒問題。”軍管會主管同志提出謹慎觀望,楊成武沉吟片刻,把多年隨身的小筆記本放在桌上——上面記錄著宋學飛多次提示趙玉昆動向的片段。筆記本不算正式檔案,但在老戰友看來,比鋼印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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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軍方派員往河北易縣走訪,調了日偽時期縣公署存檔。那張“保護宋氏家屬”的布告確實存在,可落款是“冀西治安主任部”,而不是駐華北日軍總部。調查員再沿村巷詢問才搞清,日偽當年依靠地方名族收稅,宋家在當地講義氣、不與占領軍合作,日軍才不得已貼出禁擾聲明。換句話說,這是敵偽為了“穩定人心”的權宜之計,與宋學飛毫無瓜葛。
一個月后,公安部給出結論:趙玉昆新供詞純屬翻案嫁禍,目的在于挑撥解放軍內部干系、延緩審判節奏。趙玉昆逃不過法律,最終被判處死刑。1950年初,刑場槍聲響起,他半句話沒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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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邊,宋學飛繼續在68軍主持作戰計劃,同年參與編寫《華北騎兵訓練綱要》。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六年后晉升少將。彼時的軍中青年談起這段舊事,只當是一樁險些釀成冤案的插曲,卻少有人知道,背后那句“我擔保”,凝聚著戰火年代對于同志之間信任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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