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考槍手和最忙五人組，來看困在科層制里的社會

兩個熱搜，撕開了社會治理中的一道隱秘裂縫。

一邊是公考槍手團伙 6 年斂財超千萬元，近百名 “贗品公務員” 被清除出黨政部門，讓公眾驚呼 “公務員居然也有假的”；另一邊是 “全網最忙五人組” 橫空出世，五個隨機拼湊的普通人名，被反復粘貼到各類表彰文件、活動名單中，一會兒斬獲先進個人，一會兒獲評優秀代表，荒誕得讓人哭笑不得。潮水褪去，這些看似戲劇化的情節并非藝術創作，而是真實發生的社會案件。

我們常被問及 “強大的國家為何強大”，其中一個廣為認可的答案是 “深入貫徹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可否認，這套凝聚著民族智慧與時代精神的思想理論，是引領社會前行的精神旗幟，其正確性與先進性在歷史進程中早已得到印證。

但當新聞里不斷涌現出如此荒唐的公共實踐時，人們難免陷入困惑：為何我們擁有全世界最正確的思想理論，卻在部分領域上演著 “說一套做一套” 的現實戲碼？

答案或許藏在 “科層制” 這一社會組織形式中。科層制以層級分明、規則嚴密、權責明確為特征，成為現代社會公共管理的主流模式，其初衷是為了提升治理效率、保障公平公正。但隨著科層制的不斷發展，一些固有弊端逐漸暴露：層級過多導致信息傳遞不暢，規則僵化催生形式主義，而最核心的問題在于，科層制本身不直接參與生產制造，卻掌握著生產資料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權。這種權力格局之下，部分身處科層體系中的人，難免滋生出 “將分配權向自己傾斜” 的私心。

公考槍手案的本質，是部分人試圖通過違規操作，搶占科層體系中的稀缺崗位。公務員崗位背后附著的穩定收入、社會地位以及分配資源的隱性權力，成為了利益交換的標的。槍手團伙之所以能存續 6 年、斂財超千萬元，正是看中了科層體系中 “準入資格” 的巨大價值。而那些通過作弊入職的 “贗品公務員”，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踐行公共服務的宗旨，而是將崗位視為謀取私利的工具。他們的存在，不僅破壞了公考的公平性，更讓科層體系的公信力受到重創。

如果說公考槍手案是 “硬作弊”，那么 “全網最忙五人組” 就是 “軟敷衍”。五個隨意拼湊的名字，被反復用于各類走過場的公務事務中，背后是科層制下形式主義的泛濫。當一項工作的考核標準不在于實際成效，而在于材料是否齊全、流程是否合規時，形式就會凌駕于內容之上。工作人員為了應付上級檢查、完成考核指標，不惜用虛假名字填充名單，省去了聯系真實人員、開展實際工作的麻煩。這種 “敷衍式履職”，看似沒有直接觸及利益分配，卻實質消解了公共服務的意義，讓科層體系的運行陷入 “空轉”。

這些 “說一套做一套” 的行為，并非個別人員的道德敗壞，而是科層制弊端與人性弱點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科層體系的考核機制偏向形式而非實效，當監督體系存在漏洞難以形成有效約束，當權力缺乏足夠的透明度導致尋租空間，部分身處其中的人就容易偏離初心。他們清楚地知道，踐行正確的理論需要付出更多成本，而違規操作或敷衍了事卻能以更低成本獲得利益或規避風險。在 “收益大于成本” 的利益算計下，“說一套做一套” 就成了部分人的 “理性選擇”。

但這并不意味著科層制本身是不可救藥的。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形式，科層制的弊端并非其固有屬性，而是可以通過制度完善加以修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 “誠信”“公正”“敬業”，恰恰為科層制的優化提供了思想指引。

要破解 “說一套做一套” 的困局，關鍵在于讓思想理論與制度設計形成合力：一方面，要強化對科層體系的監督問責，壓縮權力尋租空間，讓違規者付出高昂代價；另一方面，要改革考核評價機制，破除形式主義，讓履職成效成為衡量工作的核心標準；更重要的是，要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思想教育，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內化為行動自覺，而不是停留在口號層面。

公考槍手被清除、虛假名單被曝光，這些案例也從側面說明，我們的社會依然保持著自我凈化的能力。但要真正走出科層制的困局，還需要更多系統性的變革。當科層體系的運行真正回歸 “公共服務” 的本質，當思想理論的要求與制度設計的導向高度一致，當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能堅守初心、敬畏權力，我們才能讓正確的思想理論轉化為真實的公共實踐，讓科層制真正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正能量。

社會的進步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破解科層制困局需要耐心與智慧。但只要我們敢于直面問題，不斷完善制度、強化監督、堅守初心，就一定能讓 “說一套做一套” 的荒唐事越來越少，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融入社會治理的每一個環節，讓科層制成為保障公平正義、服務人民群眾的堅實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