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十二橋慘案”始末

文/黃子凡 陳守鳳

“寧肯錯殺，不要放脫”

1949年11月初，為了解放尚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的廣大西南地區，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進軍大西南作戰。戰役打響后，人民解放軍一路高歌猛進、勢如破竹，于11月下旬兵臨重慶城下。眼見西南地區行將不保，國民黨政府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下令，要求把在西南各地逮捕囚禁的共產黨員、民主黨派成員、革命青年和其他愛國志士統統秘密處死。

11月27日，國民黨反動派在逃跑前命令特務將囚禁在白公館、渣滓洞等監獄的300余名中共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殘忍屠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重慶“一一二七大屠殺”。這300多名烈士之中，包括老家在四川新繁（今屬成都市新都區）的共產黨員周從化。周從化經歷過辛亥革命、川軍內戰和北伐戰爭，抗戰時期曾任第23集團軍司令部代參謀長，銜至中將。他長期涉足官場，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進而在1944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開始從事反蔣活動，之后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8月20日，被國民黨特務逮捕，與楊杰、黎又霖等人同為民革川康地下組織發起人，是犧牲于白公館的“川康五魂”之一。

11月30日，重慶獲得解放。人民解放軍繼而以摧枯拉朽之勢從東、南、北三路進逼成都。一一二七慘案血跡未干，毛人鳳就與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帶領一群特務骨干乘飛機來到成都。剛下飛機，他們就迫不及待地驅車前往位于東門街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周迅予的公館。在公館內，他們立即召集在蓉的軍統頭目呂世錕、楊超群、周迅予、何龍慶等，秘密策劃組織反共游擊武裝、布置潛伏特務和電臺、屠殺在押“政治犯”等行動。

◆解放前的成都十二橋。

為了掌握成都在押“政治犯”的情況，毛人鳳還專門召見了軍統蓉站司法專員兼四川省黨政軍干部聯席會議秘書羅慧開。羅慧開任職的黨政軍干部聯席會議在1946年以前叫特種委員會，內部習慣簡稱特委會。毛人鳳一見到羅慧開便問：“現在特委會還關有多少人？”羅慧開回答說：“還有三四十人。”毛人鳳便說：“你回去立即造個名冊送來我看。”

12月2日，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委員兼省特委會秘書長徐中齊又到周迅予公館謁見毛人鳳，向毛人鳳請示省特委會關押的政治犯如何處理？

毛人鳳答稱：“總裁八月間就有指示，原則上是：情節比較重大的一律處死，秘密執行。重慶關押的政治犯，絕大部分已經干掉了。”

徐中齊問：“情節重大，是以什么作標準？”

毛人鳳說：“只要有相當證據，可以確定為共產黨或其他反動黨派就行；即使沒有證據、口供，也可以參照逮捕前搜集的情報來處理。”

徐中齊聽完說：“那好，我轉去叫他們造個名冊，送來請你核示！”

臨別時，毛人鳳又一再叮嚀說：“事情要趕緊辦，現在局勢變化很快。”

徐中齊回到省特委會，再次向羅慧開布置了編制屠殺名冊的任務，并明確了處理原則。

接到毛人鳳和徐中齊的命令后，羅慧開不敢怠慢，他立即找來了特委會和稽查處兩個地點的在押人員案卷。經過連日閉門翻閱，羅慧開于12月4日將一份包含36名“情節重大”政治犯的名冊交給了徐中齊。這36人中，關押在稽查處的共有3人，分別是劉仲宣、云龍和彭代悌；關押在特委會將軍衙門監獄的共33人，分別是楊伯愷、谷時遜、余天覺、陳天鈺、于淵、王伯高、繆競韓、吳惠安、王干青、劉駿達、田宗美、張維豐、晏子良、杜可、方智炯、張垣、許壽真、龍世正、黎一上、徐茂森、毛英才、王建昌、徐海東、黃子萬、曹立中、高昆山、王俠夫、楊輔宸、嚴正、曾鳴飛、張大成、姜乾良、朱君友。

當日，毛人鳳在娘娘廟街38號軍統蓉站召集軍統特務頭目再次開會。會上，徐中齊將這份名冊呈給毛人鳳等人過目。軍統蓉站站長楊超群說：“逮捕這些人不容易，寧肯錯殺，不要放脫。”

毛人鳳接過名冊，略一翻閱，隨即在名冊上批上“一律槍決”四字，而后將名冊交還給徐中齊，并說：“這件事，你還得按手續找王主席商量一下。”

毛人鳳所說的王主席就是時任國民黨四川省政府主席兼黨政軍干部聯席會議主席王陵基。王陵基是惡名昭著的反共老手，一向對共產黨和民主革命人士恨之入骨，人送外號“王靈官”。毛人鳳簽批的這份名單，正合王陵基心意。他看到這份名單后，不加思索地就提筆在上面簽批“如擬”二字，并擲令徐中齊連夜執行。他還特意叮囑徐中齊：“關于槍斃異黨分子的一些具體問題，你去和周迅予詳細研究，作出行動計劃，要做到絕對秘密，不要鬧出事來！”

◆成都將軍衙門示意圖。

得到王陵基的指示后，徐中齊立即前往東門街周迅予公館向毛人鳳復命。毛人鳳、徐中齊、周迅予3人很快商定，由周迅予的稽查處派人員和車輛負責行刑，徐中齊的特委會負責出幾桶汽油錢和犒賞行刑人員。此外，3人還商定了行刑的時間、刑場、刑車、兇器、警戒、掩埋等行動的具體細節。毛人鳳還將政治犯名冊和72塊銀元交給了周迅予。

周迅予接過名冊和銀元，就立即打電話通知稽查處第二科科長汪道生，特務大隊長王贊榮馬上來到他的公館，當面交待說：“毛先生令我們將在押政治犯處決，已批了72元犒賞費，給行刑人員打牙祭，這件事就交給你們辦了。”

根據毛人鳳、徐中齊、周迅予商議的結果，決定當晚先將名冊上關押在稽查處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組”的3人押到撫琴臺王建墓處決，關押在特委會將軍衙門監獄的33人擬于12月8日凌晨押赴成都以東的龍泉山上殺害。

兩次屠殺，罪惡滔天

12月4日深夜，根據毛人鳳、徐中齊、周迅予的指示，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派出由中隊長王建謀帶隊的十余名特務，將關押在稽查處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組”劉仲宣、云龍和彭代悌3位志士押上汽車。

“川西解放組”又稱“在監工作組”，是共產黨員杜可在寧夏街監獄內發展起來的秘密活動組織，其主要任務是印制革命宣傳品，并以“川西解放組”名義送到市區張貼。杜可于193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因處決叛徒事發被捕關押到成都寧夏街監獄。在獄中，杜可并沒有停下戰斗的腳步，而是策反了看守彭代悌和獄友云龍，將他們發展成“川西解放組”成員。后來，他們的革命活動被國民黨當局察覺，杜可隨即被轉移到將軍衙門看守所關押。

押送劉仲宣、云龍和彭代悌3位革命志士的汽車沿著稽查處前的槐樹街一路向西開去，不久就來到1公里外的王建墓附近。3位志士接著被帶到王建墓的甬道內，而后被王建謀、雷雨田等劊子手秘密殺害。行刑過程中，四川省特委會直屬主任干事吳翰維進行了監督。

關押在將軍衙門監獄第一牢房的四川大學愛國學生朱君友也是36人名冊上的一員。他妻子的哥哥是四川省行轅上校楊夷甫，而楊夷甫與徐中齊是表兄弟。通過這層關系，朱君友的家人得知了他即將被處決的消息。12月6日深夜，朱君友的家人找到徐中齊，用10根金條將朱君友連夜“贖”了出來。朱君友也就成了36人名冊上的唯一幸存者。

到了12月7日，東路解放軍已過了內江，北路過了劍閣，南路正向樂山推進。蔣介石在成都召見四川將領時，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都未去。毛人鳳、徐中齊感到情況愈發急迫，遂下令將其余人員的屠殺時間提前于當晚進行。由于將軍衙門到原定的龍泉山距離多達三四十公里，再去龍泉山已經來不及了，又決定將行刑點改在成都市區新西門外十二橋附近。

辛亥革命勝利后，為了方便成都市區居民趕花會，市政府當局于1913年在青羊宮附近的西城墻處新開了一道城門，取名為通惠門，又叫新西門。出了新西門就是西郊河，接著又在西郊河上修建了一座木結構的廊橋。在給這座橋命名時，當局采納了學者宋育仁的建議，認為此橋可以與揚州“二十四橋明月”平分秋色，于是定名為“十二橋”。十二橋與青羊宮之間是一片菜地。菜地邊上有一些亂墳。菜地中間，有一道建于抗戰時期的防空壕。這道防空壕長約50米、寬約1米、深不到1米。徐中齊之所以選擇這里作為行刑地點，一是因為這里是亂墳壩，夜間很少有人敢去；二是看中這條防空壕很適合掩埋尸體。

省特委會為了毀滅罪證，當天將檔案材料全部焚毀。當晚8點，徐中齊召集羅慧開、龔速度等布置行動，指定羅慧開為總負責人，吳翰維監刑，艾九如等武裝特務擔任警戒，廖俊義負責掩尸滅跡。會后即通知稽查處立派行刑隊負責執行。

當晚，稽查處中隊長唐體堯奉命率16名武裝特務乘車來到將軍衙門看守所。羅慧開對唐體堯說：“奉徐先生命令，禁閉在這里的32個共產黨，今夜弄出去干掉，地點早已派人弄好，我們的力量不夠，請你們多多幫助。”

羅慧開布置完后，叫看守所管理員謝魯進來說：“現在就開始，按照名單上的次序，一個一個地送出來，外面敲三下門，你就送出一個，同時向他們講是轉移地方。在外面提人的不準進去，只能在外面接，一定要使里面的人不恐懼，防止他們吼起來。”

羅慧開又叫吳翰維將麻繩、白布、棉花抱出來，并叫省特委會和稽查處雙方各派一人到看守所門外提人。羅慧開拿著名冊站在過廳上，當由兩個特務挾著一位“政治犯”出來時，他問明其姓名，就在處決名單上勾一筆，然后由特務隊員們進行捆綁，給他口內塞進一團棉花，用白布蒙上眼睛，一面捆綁一面哄騙對方：“不要怕，是把你們轉移到安全地方去。”捆好后就將對方扶上汽車。

這些專搞行動的特務，捆綁動作既熟練、又快速，有的把革命志士被反綁的雙手扯到了后頸下，向他口內塞棉花塞得很緊，把臉都脹紅了。

劊子手們的謊言自然騙不了在血火中久經考驗、有高度警覺性的勇士們。第3個被提出監獄的人，是時年59歲的王干青。王干青于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過綿竹暴動，曾任劉湘駐延安代表，有著豐富斗爭經驗。他察覺出特務們的謊言，義正嚴詞地厲聲叱問：“你們，就這樣把我們黑辦了？”在淮海戰役中高舉義旗的晏子良照準前來捆他的特務就是當頭一拳，打得那人哇哇大叫。許壽真則痛斥反動派，警告他們逃不脫人民的審判。

劊子手們為了撈取好處，還在捆綁時將志士們的衣服扒下來據為己有。有一個特務就假借不好捆綁，將黃子萬的棉軍服剝下來自己披上。最后一個被提出來的，是華西協合大學的女學生毛英才，她是32人中唯一的女性。特務見她身上的那件紅色大衣成色很好，騙她說是疏散，將她的大衣強行脫了下來。毛英才為此又鬧又跳，特務老捆不好，就狠狠給她一耳光，把毛打昏過去才捆好。

當夜11時許，32名“政治犯”都已捆綁完畢，分別裝上了兩輛汽車。特委會也選出16名特務，與稽查處一同組成了一支32人的特務隊伍，以便一人看一個。特委會秘書廖俊義專門向特務們明確了四條注意事項：一、車到新西門稍停一下，由唐體堯去通知城墻上的城防部隊和警察局派駐所，說是稽查處奉主席急令辦理特別任務，叫他們聽見槍聲不準過來看，同時要他們派2個衛兵到十二橋橋上站崗，不準行人通過；二、到達目的地后，無論稽查處或特委會的人，都將臨時符號白布條拴在左膀上；三、不準打電筒，不準吸煙，不準大聲說話，不準呼名道姓地叫人，擔任警戒的不準隨便移動位置；四、要防止一切意外，不準任何人進入警戒線內。

隨后，羅慧開即下令出發。押解32名“政治犯”的兩輛汽車駛出將軍衙門看守所，像一頭張牙舞爪的怪獸般扎進了成都的凄風苦雨之中。

“刀剁彎了都剁不進！”

從將軍衙門看守所到十二橋距離不到一千米。汽車開到金河街西較場門口金花橋橋頭，因為要拐轉大彎，又是晚間看不清楚，司機就將車速減得很慢。路旁的武裝警戒以為要停車，就緊張地用卡賓槍指著司機問：“為什么要停車？不準停。”唐體堯趕緊向對方解釋，是轉急彎減速不是要停車。

汽車緩緩駛過金花橋，沒過幾分鐘就來到新西門下。唐體堯即下車去通知城墻上的城防部隊和警察局派駐所，告知稽查處奉主席急令辦理特別任務，叫他們聽見槍聲不準過來看。同時，還要他們派2個衛兵到十二橋橋上站崗，不準行人通過。

隨著城防部隊的放行通過，兩輛刑車很快駛出新西門，繼而又駛過了十二橋。當汽車來到橋西南二百多米處時，突然停住。根據廖俊義的指示，特務們全都用白布條拴在左膀上作為臨時辨別符號。接著廖俊義、吳翰維、唐體堯一同前往防空壕附近察看了地形，并布置了警戒。廖俊義派出11人擔任警戒，把輕機槍安置在一個大墳包上，由一名金姓中隊長流動查哨。

警戒布置完畢，已是午夜12點。廖俊義從防空壕回到停車處，即令每次由四名攜槍特務帶兩名“政治犯”前往防空壕行刑。每殺掉兩人，再回來帶下兩人去行刑。

這一夜的成都刮著西風，下著蒙蒙細雨，天黑得讓人害怕。行刑即將開始，空氣更加緊張，唐體堯帶來的兩個手下駭得周身發抖，唐體堯只好讓他兩人負責看守車子。

先拉下車的是最后上車的毛英才。她被2個行刑特務左右提著她手膀，一路跑向刑場。一開始，毛英才的身體拼命地掙扎，嘴里嗚嗚地叫喊著。當經小河溝時，她的皮鞋被拖落一只，人已沒有知覺。

罪惡的大屠殺開始了。特務們把人帶到防空壕后，最開始是用刺刀剁。但他們很快發現，竟然很難剁得動。吳翰維、唐體堯就跑到停車點問坐在車里的廖俊義：“刺刀剁不進！怎么辦？把刀剁彎了都剁不進！”

廖俊義反問：“是哪個叫用刺刀的？”

吳翰維說是羅秘書。廖俊義就說：“刺刀是你們今天才領到的，沒有開口。”

吳翰維、唐體堯想了想，說：“那只好改用槍打了。”說著，他們就請廖俊義讓司機發動汽車，猛踩油門，用汽車的轟鳴聲來掩蓋槍聲。接著，每當汽車的轟鳴聲響起，不遠處的防空壕附近就會趁機開槍斃人。

期間，廖俊義曾打著手電筒，到車后查看情況。正好聽見一位已經吐出嘴里棉團的青年問楊伯愷說：“楊老！楊老！今晚我們就完了嗎？”

◆楊伯愷烈士和家人。

楊伯愷出生于1894年，曾于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與趙世炎等人一同參加革命活動，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革命。聽到這個問題，楊伯愷微笑著點了點頭，臉色竟平靜如常。楊伯愷和于淵是被一起殺害的，他們剛被拉下車就大喊：“我們的死期就是你們的末日！”“你們只有無恥地在夜間屠殺。”一些吐掉嘴里棉團的革命志士則大喊：“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唐體堯后來回憶，其中1人被拖到刑場時，竟掙脫了身上的繩索和眼上的布條，往田里跑了幾十步，但后來卻被一姓黃的行刑人員追上，用槍打死了。

槍決到一半人左右，有的特務手打軟了，不愿繼續再打，唐體堯則說這是主官的命令，不能不干。

◆于淵烈士

特務們每打死兩個人，唐體堯就催促屬下將尸體掀進防空壕內。等到32人全部處決完畢，已是凌晨2點多鐘。按照事先分工，刑場掩埋與檢查由特委會人員負責。吳翰維、唐體堯2人就帶著稽查處行刑的十多名特務到停車處向廖俊義說行刑完畢，讓廖前去檢查和掩埋。唐體堯隨即帶著稽查處的人先行乘車返回了特委會。

廖俊義即安排金姓中隊長去檢查和指揮掩埋。掩埋過程中，1名特務突然發現尸堆中竟有1人尚未死透，正在痛苦呻吟著。這名特務竟手持圓鍬，將那人活活打死。

由于防空壕附近土質很硬，特務們的掩埋速度很慢，埋的土也很薄。掩埋過程中，西邊青羊宮方面突然槍聲大作，特務們立馬慌張起來。廖俊義連忙叫人跑到十二橋去問衛兵發生什么事？同時叫人去附近找幾個農民帶上鋤頭來幫助掩埋。過了十多分鐘，他們轉來說，槍聲的事在橋上的衛兵也不知道，但找來了帶著鋤頭的農民父子3人。

廖俊義即威脅這父子3人說：“你們幫著掩埋好，不準向任何人講。”同時，他又給金中隊長說：“農民把土挖松后，你們就趕緊用圓鍬鏟，一定要在4點鐘以前掩埋完。”

結果，一直到凌晨5時許，刑場才掩埋完結。廖俊義這次下令撤下警戒人員，帶著十多個特務乘車返回省特委會。回程中，汽車司機也恐怖得神經緊張，在金河街橋上差點沖下橋去。

廖俊義等人一回到特委會，羅慧開就出來握著他的手說：“辛苦了！辛苦了！”并問是不是32個都殺了？掩埋后檢查過沒有？

廖俊義回答說：“檢查過，但防空壕只有那么寬一點，人重人的，沒法清點。”

安葬烈士，告慰英魂

十二橋烈士遇害20天后的1949年12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的成都戰役獲得全勝，成都回到了人民手中。

紙是包不住火的。知情人士立即向新成立的成都軍管會報告了發生在王建墓和十二橋邊的罪惡行徑。軍管會馬上組織力量在王建墓及十二橋發掘出楊伯愷等35位烈士的遺骸。遵照家屬意愿，周從化烈士遺體也從重慶運到成都。

◆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組織人員清理“十二橋慘案”現場。

為了妥善安葬英烈，軍管會在支磯石街層板廠為36名英烈制作了靈柩。1950年1月4日，烈士遺骸起靈封柩，隨后在層板廠停靈15天。1月19日，在支磯石街層板廠停柩處舉行隆重公祭儀式，川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王維舟代川西北軍政委員會主任賀龍主祭，黨政軍民各界代表及群眾千余人參加。

次日，36名烈士遺體被運至十二橋附近二仙庵花圃內進行了公葬。一手策劃和參與組織十二橋慘案的劊子手們最終也未能逃過正義的審判。1950年12月7日，“十二橋慘案”一周年紀念日當天，制造十二橋慘案的唐體堯被執行人員押送至十二橋畔，在當地老百姓的見證下，被執行了死刑。

◆十二橋犧牲烈士封柩儀式。

196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準十二橋烈士墓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并對陵園重新進行了修葺，建立了莊嚴雄偉的“十二橋烈士墓”碑。并先后多次對陵園進行修葺、保護和改造。

1983年底，中共成都市委組織部牽頭組成十二橋烈士調查組，對36名十二橋烈士的情況進行了深入調查。經調查證實，在36名烈士中，共產黨員15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5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3人，中共地下黨領導的秘密外圍組織成員6人，其他革命志士7人。

◆成都文化公園內的十二橋烈士墓。

如今，十二橋畔青草依依、翠柏挺立。十二橋烈士陵園已成為廣大干部群眾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的重要場所。碧血千秋，英雄不朽。十二橋烈士們的精神永遠教育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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