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范紹增率部起義后，一黑臉軍人接見他：洪湖一別已經10年了吧

1949年12月初的渠縣，寒風夾著細雨，街頭還有零星的槍聲回蕩。城里一臺舊收音機正放著川劇，唱段忽遠忽近，仿佛在提醒人們：川東這場鏖戰已接近尾聲。就在這座縣城的西北角，范紹增給八個縱隊下完最后一道命令——全線停火、解除警戒，準備迎接解放軍接管。不到半天，他就收到西南軍區的電話通知：劉伯承司令邀請到重慶一敘。幾小時后，他坐進一輛解放牌吉普車，駛向新的身份。

談到起義，外界普遍以為那是一次倉促的轉向。事實并非如此。早在上海時期，范紹增就與中共地下組織暗中往來。一次秘密聚會上，郭春濤遞給他一封毛邊信紙。扉頁只有八個字：“川東門戶，望君自開。”落款：劉伯承、鄧小平。范紹增看完，合上信封，長嘆一聲。據守舊路，前途只會越來越窄；改旗易幟，或許能留下一支完整部隊與一顆尚未徹底冷卻的赤子心。那一夜，他決定回川募兵，外表聽令蔣介石，內里等待時機。

回川之路并不平坦。擴兵容易，武器難求，他只得變賣上海房產湊金條。有人質疑：“范師長，這么冒險值嗎？”范紹增揮手，“外頭風向變了，咱若不順風，硬撐只會粉身碎骨。”這句半帶江湖氣的話，迅速在袍哥和舊部之間傳開。不到兩個月，四萬多人馬集結大巴山。從表面看，這正是國民黨“重慶挺進軍”，而暗地里，它是一支等待脫殼的新軍。

時間回撥到二十多年前，范紹增尚未披甲，還是達縣、渠縣交界處的小山匪。“范哈兒”這個綽號，一半來自他放蕩不羈的性子，一半出自那張憨厚肥臉。賭技嫻熟、刀口舔血，家族拿他沒轍，甚至鬧出活埋半截的鬧劇。后來混進袍哥，跟著同名不同命的張作霖起事。山林生涯教會他三條規矩：槍桿子、兄弟義、見風使舵。也正因此，他與劉伯承、王維舟在護法戰爭中碰過面，與賀龍在洪湖對陣時交過火，這些舊賬在1949年意外成了另一層“人情債”。

抗戰爆發后，他率領八十八軍出川，先在江西，然后在湖北，與日軍多次周旋。武昌外圍的那場夜戰，他右臂負傷，差點截肢。上海灘的大亨杜月笙聞訊，派人把他接到法租界找美國醫生救治，才保住手臂。杜、范二人因此結拜，日后共同操盤鴉片運輸。張嘯林、黃金榮見面也要敬他三分。正因為這段經歷，他對蔣介石的“明升暗降”極為失望，一度萌生退隱之意。

1948年底，內戰走向逐漸明朗。蔣介石把“西南最后防線”寄托在胡宗南與川軍聯手，卻忽略了地方將領自保的心態。范紹增身為第四師師長，表面奉命進入大竹、達縣，實際卻把營地扎在交通便利、可隨時退入山地的渠縣。有人統計，他在半年里先后“借”走川渝一帶的公款、兵站物資上千萬法幣，全部集中到挺進軍后勤，目的只有一個：把完整編制留給解放軍。

12月10日，渠縣起義電文發出： “鄧、劉兩將軍：范紹增率八縱、四獨立大隊起義，愿聽人民解放軍節制。請指示。” 這封電報通過二野轉至四野，再由電臺轉回成都，耗時不過三小時。緊接著，西南服務團接收武器，挺進軍番號取消，官兵就地改編。范紹增則被劉伯承點名請到重慶。

抵渝當晚，他被領進西南軍區小禮堂。門剛推開，一個黑臉軍人叼著煙斗站起身，笑道：“范師長，洪湖一別已經十年了吧？”濃眉、大眼、短須，不用自報姓名，范紹增立即認出——賀龍。十年前，二人一個是紅軍軍長，一個是川軍旅長，當時炮火連天，這回卻同在一屋。范紹增愣了兩秒，趕忙行禮：“那年在洪湖，彪子魯莽，多有得罪。”賀龍擺手，“過去的事翻篇。不折騰這一圈，咱也見不到今天。”寥寥數語，把人情世故拿捏得恰到好處；也讓旁邊的劉伯承、王維舟露出會心微笑。

軍事交接結束后，中央決定把他安置到湖北省沙市軍區當副司令員——既避開川東的復雜關系，又讓他仍有兵可帶。隨后，他被調往中南軍政委員會、河南省人民政府、體委等單位，職務不算顯赫，卻都帶著“善后”“安置”色彩。有人評價：范紹增既不是扛旗人，也不算政工能手，他的價值在于“留下一支完整川軍，減少了成渝血戰的可能”。

1950年代初，沙市碼頭常見這位川籍將軍穿著舊軍大衣，在長江邊抽旱煙，看船來船往。問及往事，他只說兩句：“舊江湖過去了，新秩序得靠規矩。”語氣平淡，卻聽得出決絕。1977年3月5日，他在鄭州病逝，終年八十三歲。官方訃告寫道：“起義將領，政協委員，體委主任，范紹增同志逝世。”短短二十八字，概括了他從山匪、川軍、國軍到解放軍顧問的曲折軌跡。有人翻出他早年的花名冊，看到最頂端那幾個大字“范哈兒”，不禁感慨：命運兜兜轉轉，終究還是落在時代的手里，任誰也琢磨不出最后的句號長什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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