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特朗普簽署了所謂的“臺灣保證實施法案”,取消了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于美臺官方交往的“自我限制”。不久前他還表示對臺灣問題的重要性有所認識,如今卻用立法升級的方式,形成鮮明的反差。
不到24小時,財政部長貝森特出來平息事態,表示美國是中國的盟友,中美關系沒有改變,美臺關系也沒有改變,但是對于是否會在武力沖突中出手,他拒絕回答。美方在臺海問題上玩的這一套—前腳挑動、后腳降溫、把臺海當成一個可以隨意轉動的戰略旋鈕,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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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的意義在于打破了美方為自己設置的障礙,為美臺雙方各級官員之間的正常交往創造了條件,使以前不便公開進行的行為披上了“合法合規”的外衣。配合軍售和竄訪,這就把“臺灣牌”的操作變得更加制度化、流程化了。動機并不復雜,就是繼續用臺灣問題作為杠桿來撬動對華戰略。中國隨即表明了明確的態度,反對任何形式的美臺官方接觸,并敦促美國方面守信,不要給“臺獨”造成錯誤的信號,延續一貫的警示和底線表態。
貝森特的“盟友論”看上去很溫和,實際上卻為了實現三個現實的目的而服務。第一重是“滅火”,防止涉臺加碼引起中美經貿、科技、金融鏈條外溢的擔憂,穩定市場和情緒;第二重是“內外平衡”,既向國內強硬派和島內當局交代,又給商界、產業界傳遞出“關系可控、可談可做”的信心,避免“全面對抗”對產業、資本決策造成沖擊;第三重是“信號管理”,通過拒答軍事介入保留機動空間,延續“戰略模糊”:立場不絕,主動權在手。
組合在一起傳達出幾條很直接的信息,第一,臺海問題被當成可以調節的參數:立法使操作更加順暢,安撫使火勢更加可控,動作更硬、口風更軟,可以推也可以收。第二,利益就在面前,臺當局就成了籌碼:用的時候捧著,不用的時候按著,承諾可以被工具化,風險盡量外溢。第三,對大陸既是一種挑釁又是一種試探:用法案試探底線,用話語探求反制力度,在語言和行動之間尋找可以利用的空間。
最大的風險就是誤判,島內可能會把一份法案當作依靠,熱度上升、調門提高,越線的概率也增大;而財政口徑又在澆冷水,熱冷相加最容易讓人產生錯覺,一旦動作越過界限,局勢就可能急轉直下。回顧這些年,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用的“三板斧”竄訪、軍售、立法,從來沒有停止過。中方的回應始終如一:在態度上持反對、警告、敦促,在行動上堅守底線、視情反制,形成了該海域的穩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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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盟友”是否代表緩和,則不能由單個詞來決定。它是穩定情緒的錨點,防止事件外溢。真正主線是看判決執行情況怎么樣,看高層之間有沒有形成常態化的互動,看有沒有出現錯誤信號并積聚成風險。
特朗普簽署法案是有明確的政治考量的,對內繼續使用“對華強硬”的標簽,對外給島內一種安全感,從而促進軍售和曝光。貝森特代表的是政府內部另一股勢力,對商界及中間層進行安撫。兩種聲音并存,反映美國政策的結構性拉扯:多鏈條博弈,各自把目標寫進公開口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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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臺海局勢很緊張,民進黨的路線沒有改變,美國用“臺灣牌”來玩弄的邏輯也沒有改變。法案加快了互動常態化的步伐,也促使人們開始越界試探;財政方面也要注意不要點火,因為直接關系到市場、供應鏈、通貨膨脹和選票。短期內這樣的矛盾是很難解決的。普通人更關注的是實際的影響:訂單、簽證、匯率以及航班都會受到地緣風險的影響。此時要分清噪音、追動作、找節奏、盯實質突破點,不能被一個“盟友”所蒙蔽。
還要注意美國的“戰略模糊”并不是模糊給自己看,而是用在外部博弈上,目的就是最大化收益、最小化風險,把成本外溢出去,把主動權留給自己。臺當局在這套結構中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一旦不符合美方的成本收益計算,隨時都有可能被“靜音”。
不能忽視中美合作面仍然存在并且規模不小:經貿、氣候、公共衛生、金融穩定相互交織,代價很難由一方獨自承擔。財政口徑的軟化也受到現實的影響。但是臺灣海區的點位上,美國沒有松手的意思,于是形成了今天的“兩手表演”。最危險的是誤判的累積:每次錯誤信號和試探越線,都會把風險提前到前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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