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看著庭審？——當律師借清官說法治，我們該醒了

2024年11月，一位北京知名刑辯律師在外地辦理一起刑事案件。

庭審接近尾聲時，他忽然停頓，望向審判席，語氣沉郁地說道：

“包拯曾在這里當縣令，他若看著今天的庭審——會不讓證人出庭嗎？會不同意排非嗎？會不調取同步錄音錄像嗎？”

旁聽席瞬間安靜。這番發言傳到網上后迅速刷屏，有人稱贊這是“勇氣之舉”，是借“青天”之名，為當下法庭照照鏡子。
可我看完，心里卻堵得慌。
我理解這位學者型刑辯律師的無奈：在難以直抒胸臆的空間里，他只能借助“包拯”這一歷史符號，表達對程序正義的期盼。

但我不禁想問：都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了，為何仍要將希望寄托于千年前的“清官”身上？

一、包拯再清廉，也撐不起現代法治
我們大多聽著包公的故事長大：鐵面無私、鍘美案、平反冤獄……然而，包拯的“好”，與現代法治的“好”，本質并不相同。
包拯之所以成為“青天”，核心在于他是“清官”；而現代法治之所以成立，核心在于它“不依賴清官”。
歷史上的包拯審案，存在三個難以回避的局限：
1. 審判由一人主導，缺乏程序保障
宋代沒有公開審判制度，也缺乏證據規則。案件審理往往是“官員問、百姓答”，最終由掌權者一言定案。程序形同虛設，人治才是本質。
2. 古代沒有律師的容身之地
傳統社會的“訟師”僅能協助撰寫民事訴狀，若涉足刑事案件，便可能被冠以“擾亂公堂”之罪。若真有時光隧道，律師站在包拯面前，首先被治罪的恐怕是自己。
3. 清官是偶然，壞官是常態
包拯的清廉倚賴個人品德，無法通過制度復制。若司法公正只能寄望于“遇上好官”，那普通百姓在壞官、庸官面前又將如何？這正是“清官體系”的根本缺陷。說到底，將包拯視為法治象征，本身就是對法治的誤解。
二、律師提包拯，是無奈而非浪漫
我并不質疑這位律師的用心，反而理解他的處境。
在一些案件中，律師提出的往往是最基本的訴求：請證人出庭、調取同步錄音錄像、排除非法證據……但這些合法合理的請求，卻常被以各種理由拒絕。
直接指出“制度有問題”？風險太高；援引法條？有時也難被采納。
于是，“請出包拯”成了一種相對安全的選擇——這個符號無人能否定，又能婉轉地提醒法庭：“連千年前的包拯都不會如此審案，我們憑什么可以？”
律師提及包拯，并非真信“青天”，而是相信“借青天之名，道理才有人聽”。這不是律師的自由選擇，而是制度環境所迫的無奈。
三、真問題不是包拯，而是我們仍需包拯
真正的法治社會，并不需要“清官”或“明君”——制度本身應能保障每一起案件得到公正審理。
而今，律師仍需借助包拯來爭取基本的程序權利，這說明了什么？
說明現代法治的理性語言，有時不如古代清官的故事有效；說明制度尚未堅實到讓人安心信賴規則，仍需借助“人心”來推動；說明我們仍處于“規則寫在紙上，現實行在紙外”的階段。
最具諷刺的是：我們并非相信包拯能斷案，而是相信“借包拯之名講理，更容易被接受”。
這種“不得不借古喻今”，恰恰是現代法治尚未完全落地的體現。
四、若包拯站在今日的法庭上？
我常想：若包拯真能坐在今天的審判席上，聽到律師提出“證人出庭”“排除非法證據”等請求，他或許會感到困惑——不是認為要求不當，而是難以理解這些程序的意義。
在他所處的時代，審判不依賴程序而依賴權力，辯護不是權利而是“挑釁”，證據不講究規則而注重“口供”。他雖清廉，卻未必理解法治；雖公正，卻未必認同程序。
因此，將希望寄托于包拯，本身就意味著：我們距離真正的現代司法，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五、法治的未來，靠制度而非清官
當今社會并不缺乏優秀的法官與律師，缺的是“程序被尊重、權利被保障”的確定性。
未來的法治，不需要“青天大老爺”，不需要“鐵面包公”，也不需要“清官神話”。它需要的是：
? 證人出庭成為常態，而非“例外”；
? 非法證據排除成為原則，而非“酌情處理”；
? 同步錄音錄像完整公開，而非“選擇性提供”；
? 法官敢于以程序為底線裁判，而非“受壓力影響”；
? 律師能夠依法發言，而非“繞道而行”。
這些不是“道德的閃光”，而是“制度的本分”；不是“英雄的擔當”，而是“法治的基本功”。
六、我們期待律師不再提包拯的那一天
總有一天，律師在法庭上不再提及“包拯”，不是因為我們忘記了他，而是因為我們不再需要借他之名呼喚正義。
到那時，律師只需援引法律條文，不必借助歷史符號；法官只需遵循程序判案，不必顧慮“場外因素”；整個司法體系能夠依靠規則自行運轉，通過制衡實現公正。
那才是從“期盼清官”到“信仰法治”的真正跨越。
而今，每一次在法庭上提起“包拯”，都不是懷舊，而是叩問——
叩問我們：距離那一天，還有多遠？

這段感言之所以觸動人心，從不是因為包拯有多偉大，而是因為我們仍在期待一個不再需要“包拯”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