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20日清晨,臺北郊外的華登街還沒完全蘇醒,一輛中巴悄悄停在六層公寓門前。車上下來十幾名說唱演員,他們此行的目的只有一個——拜訪九十二歲的張學良。當年西安事變那位意氣風發的少帥,如今已鬢發斑白、深居簡出。說唱團的行程從這扇并不起眼的防盜門開始,卻在后來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個獨特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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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剛開,熟悉的東北口音先一步竄出來:“都進屋吧,別在門口站著吹風。”張學良親自來迎客,沒擺一點架子。黃宏、姜昆、倪萍、馮鞏等人原本還在斟酌寒暄詞,聽見這句話,心里一下就踏實了。屋內不大,但茶桌、留聲機、幾幅舊照片擺得井井有條,透出主人慣有的軍人作風。張學良示意大家落座,隨手點了一首《四郎探母》唱段,留聲機里鑼鼓聲噗噗冒出來,好像又把他拉回從前的軍閥公館。
話題先落在戲曲上。張學良年輕時最愛聽“倒倉”的那一嗓子,對相聲同樣挑剔。聽說姜昆帶隊來訪,他笑著擺手:“我常聽老天津衛的段子,今兒換你們給我換換口味。”緊跟著的那句“別高壽了,再高壽就成妖精了”讓眾人先是一愣,隨后哄堂大笑,氣氛頃刻松弛。姜昆心里嘀咕:難怪當年能拉住張壽臣,這老帥的包袱接得真順。
寒暄之后,時間回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前夜,張學良在侍從副官日記里寫下“事已不可回頭”六個字;六小時后,他扣押蔣介石,放下槍桿子換來國共合作。事件改變抗戰格局,卻也把他個人推入半世紀的囚居。1946年到1990年,羈押地從重慶、臺北到新竹輪番更換,他卻始終被隔絕于故土之外。這個背景使1993年的會面多了一層時代意味——大陸文藝工作者第一次帶攝像機走進張學良的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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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環節由李金斗、陳涌泉先行開場。倆人說完《學富五車》,張學良拍掌:“節奏利落,比我記憶里那味還純。”姜昆正欲補刀,被老帥問了句:“你呢,站那干啥?”姜昆答得爽快:“打下手的。”屋里笑聲再起。隨后輪到黃宏,他報節目《打電話泄密》,張學良稍顯疑惑:“小品是啥行當?”黃宏也不啰嗦,直接上場。十分鐘過去,老人聽得眉飛色舞,末了還點評:“包袱別堆太滿,留半拍讓觀眾回味。”一句點評,讓黃宏直呼“挨了行家指點”。
現場短暫的輕松無法掩蓋老人心底的鄉愁。聽說黃宏來自沈陽,張學良神情一滯,隨即改口:“奉天哪,冰雪大得很。”他娓娓道來當年改“奉天”為“遼寧”、改省會為“沈陽”的決策,“那天晚上我在省政府樓頂,冷得直哆嗦,可心里熱。”這是他此生最短暫卻最自由的一段執政記憶。黃宏順勢勸他回家看看,張學良沉默片刻,只說:“機會若有,眼睛若好,自然要走一趟。”再沒多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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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的專場演出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開場燈光亮起,姜昆透過帷幕后面,驚訝地發現第一排左側坐著張學良。下午老人還推辭:“家里有病人,我就不去了。”結果卻悄悄赴約。演出結束,姜昆與他握手致謝,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長命百歲?快啦,我離那數字只剩仨指頭。”事實證明他沒開玩笑——八年后,張學良在夏威夷以一百零一歲高齡離世。
趙一荻并未現身,這是許多演員心中的遺憾。趙四小姐當時身體狀況已不允許長時間外出,醫囑也嚴禁勞頓。老帥沒有主動提及,眾人也識趣地避而不問。可在散場前,他把黃宏拉到一旁低聲托付:“要是回沈陽,替我問老宅那幾棵銀杏還活著沒?”黃宏點頭。這個私密的小問題,比千言萬語更能說明老人的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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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說唱團登機返京。機艙沖破云層,臺北街景迅速縮小。演職人員都在回味昨晚的掌聲,卻沒人發覺姜昆正低頭整理錄像帶——那是張學良第一次在鏡頭前連續欣賞大陸藝術家表演,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錄像帶隨后被剪輯成專題片,留存在中央電視臺資料庫,如今已成研究西安事變之后少帥心態的珍貴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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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后來仍住在臺北,1995年移居夏威夷。趙四小姐2000年病逝,他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第二年秋天,老帥也在檀香山的清晨停止呼吸。當年那句“再高壽就成妖精了”在海風里顯出幾分自嘲。人可以逾越百歲的關口,故鄉的距離卻難以測量。或許,對他而言,九十二歲與百零一歲之間再無重大差別,真正讓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北國初雪、奉天城頭的號角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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