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墓即將拆遷，李濟深上書陳情，毛主席指示彭真：立刻徹查

1952年4月的一天清晨，北京東便門外的工地響起了吆喝聲，準備進城施工的卡車把老城墻震得簌簌落灰。市政規劃圖上，新馬路要穿過崇文區東花市，連同周邊十余處舊墳一起遷走。袁崇煥祠墓赫然在列，工程處的測量員甚至已經在墓前插上了紅旗。消息傳到北海西岸的李公館，李濟深的茶杯險些摔在地上。

短短幾年里，北京城變得飛快，可“袁督師”三個字在很多南方人的心里分量極重。李濟深又驚又急，他清楚，這位抗后金名將的遺址若被推平，不僅是文物的損失，更傷民族氣節。當天夜里，李濟深召集葉恭綽、柳亞子、章士釗商量對策，幾位老人圍著一盞煤油燈，反復推敲措辭。柳亞子低聲嘀咕：“時間緊，得一句頂一萬句。”李濟深點頭，只留下一句：“務必明天發出去。”

5月14日，一封不足二百字的聯名信送到中南海門口。信中提到“袁崇煥捍御遼東，民族氣節堪為后世楷模”，更提示“當前正值倡導愛國主義之際”，保留祠墓于教育意義重大。信件很快呈到毛主席案頭，他看完隨即批給北京市長彭真：“并無大礙，應予保存，立查立辦。”批示短促，但態度分明。

得到回音前后不過四十八小時，拆遷現場就換上了警戒繩，工人轉去別處挖溝。東花市附近的居民發覺動靜，議論紛紛：“聽說是李副主席救下來的。”而北京城建處的筆記本也悄悄改了線條，讓出一塊巴掌大的空地。如此利落的速度，在當年的行政體系里并不常見，可見中央的決心。

事情解決得漂亮，可李濟深的壓力才剛剛緩解。此刻的他既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也是民革的主心骨；既要忙政協文件，又惦念南方的統戰聯絡。囊中拮據時，他把南京老宅租出去籌活動費；董必武送來的七百萬港元大部分又轉給了起義將領的家屬。有人打趣，說他拿著比毛主席還高的工資，卻常常吃不上三菜一湯。

李公館里，小女兒李筱桐的零花錢依舊被卡在兩毛。孩子抱怨時，李濟深只說一句：“習慣儉樸，將來少犯錯。”家教嚴格遠近聞名，連學校老師都不敢松手。有一次老師抓起她臟兮兮的小手在全班展示：“這可是一位國家領導人的千金。”孩子羞得直跺腳，卻也記了一輩子。

袁崇煥墓得以保，全靠那封信的政治重量。抗美援朝尚未結束，民族精神的旗子必須舉穩。毛主席后來告訴身邊人：“老袁的事不大，卻是象征問題。”彭真隨即批下三萬元專款，先修圍墻，再植松柏。幾十年后，這筆賬早已無人追究，可那一圈青磚仍在，見證了當年一場無聲的交鋒。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并非所有領導都支持保留。城建專家擔心影響道路走向，提出“整體平移”方案。李濟深聽后搖頭：“祖墳挪不得，英雄墓更挪不得。”會上沒有再出現爭論。多年后，一位當年在場的技術員回憶：“李副主席聲音不大，可那句‘挪不得’像石頭一樣壓在桌子上。”

拆遷風波平息后，民革內部卻掀起另一陣暗流。整風、鳴放交織，有人借口“批評毒草”把矛頭指向李濟深。六月的一晚，電話鈴聲急促響起，值班員告訴他去趟中南海。一個小時后，他回到家里，表情輕松許多。家人追問，他只笑道：“毛主席說，民革他就認識李濟深。”簡短一句，旁人聽不出玄機，卻足以把所有非議按下。

可精神一松，身體就撐不住了。1959年9月，他仍堅持參加座談會，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輕聲道：“任潮先生，咱們還有大事要做。”十月初，李濟深病危，醫院竭盡全力無回天之力。10月9日，自號“任潮”的老人溘然長逝。兩天后，中山公園紀念堂燈火通明，中央主要領導悉數到場致哀。

東花市的袁崇煥祠墓此時靜默如常。松柏環抱的小院，石碑上“有明袁大將軍之墓”八字依稀可辨。后來有人感慨，如果沒有1952年那封不到兩百字的奏陳，也許這里早成了居民樓的地下停車場。墓地如今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每年清明，仍有人在院門口點一炷香，低聲說一句：“督師，長眠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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