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湘軍與袁世凱的北洋軍有何不同？彼此又有何種關(guān)聯(lián)？

一、 從“兵為國有”到“兵為將有”

清朝的常備軍主要有兩支，即八旗和綠營。八旗兵是滿人在入關(guān)前創(chuàng)建的，為清朝統(tǒng)一天下之主力；綠營兵是清軍入關(guān)后為補充八旗兵的不足，仿照明代兵制創(chuàng)建的一支漢人軍隊。[1]入關(guān)之后，八旗開始腐化，旗人生齒日繁，且養(yǎng)尊處優(yōu)，“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后日用之難繼，任意靡費，取樂目前，彼此效尤[2]” 。至清中期，已是“如鷹居籠，日飽肉，不能奮擊[3]”。故清朝的統(tǒng)治長期以來實是依靠綠營兵維護。

八旗兵

綠營是清朝咸豐以前最主要的正規(guī)軍[4]，實行的是世兵制，父死則子繼，這就難以保證優(yōu)質(zhì)的兵源，士兵素質(zhì)良莠不齊。軍隊由兵部直接統(tǒng)轄，將領(lǐng)無法直接統(tǒng)兵。這種“兵為國有”的體制，雖然能有效地防止軍人擁兵自重，但割裂了兵將之間的聯(lián)系，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加之承平日久，營務(wù)廢弛，至太平天國起義時，綠營大抵“無事則游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5]”。在這種背景下，湘軍應(yīng)運而生。

清朝綠營的標,協(xié),營,汛

與八旗、綠營的世兵制不同，湘軍采取的是挑選精壯淳樸勇丁的募兵制。且勇丁以營官自招成軍，從組織上保證了曾國藩在軍中牢固的統(tǒng)治地位和湘軍歸其私人所有的性質(zhì)[6]，“兵為將有”自是而始。甲午戰(zhàn)爭中，李鴻章的淮軍敗北。袁世凱順應(yīng)時勢，上書諫言學習日本編練新軍，獲準到小站練兵。期間買通奕劻，使其上疏奏請西太后，責令袁“悉心經(jīng)營”，袁遂將親信皆任命為要職，并逐漸擴充兵力，培植黨羽[7]，形成了北洋軍閥的基礎(chǔ)。故小站之兵，名為清朝新軍，實為袁世凱一人所有。從這個角度看，北洋軍閥，應(yīng)以湘軍為鼻祖。

二、 從國家供餉到私派捐餉

綠營兵的餉銀由清政府按月分等配發(fā)。餉章制定于順治四年（1647年），其后雖稍有更改，但主要兵種的額定餉數(shù)，至清末仍未有變動。[8]按照餉章規(guī)定，士兵餉銀本就不多，其實際所得還要遠遠少于這個數(shù)目。其不僅因為名目繁多的合法扣除[9]，還有各級長官的貪污克扣。兵餉低微，不僅會導致兵丁無力養(yǎng)家，還會嚴重影響士兵素質(zhì)。長官層層盤剝，更會使本就不牢固的兵將關(guān)系愈加緊張。清朝倚仗二百余年的軍事支柱，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滅亡。

曾國藩（1811-1872）

曾國藩創(chuàng)立湘軍后，對其俸餉制度給予了高度重視。他指出：“有戰(zhàn)陣之危，則不可一日無餉。狡者借詞鼓操，樸者亦無斗志，患有不可勝言者。[10]”在制定湘軍餉章時，規(guī)定每正勇一名月餉銀四兩二分[11]，力求實數(shù)。此外，曾國藩還制定了一系列獨特的籌餉制度，即勸捐、勒捐和厘捐。其中尤以勒捐和厘捐影響最大。只要有人有槍，就可占領(lǐng)一定地盤，隨意就地設(shè)卡，財源不斷。[12]此舉對北洋軍閥甚至國民黨統(tǒng)治初期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13]

湘軍

北洋軍閥時期，軍兵因欠餉發(fā)生嘩變的事例屢見不鮮。各地軍閥不得不巧立名目征收餉銀。張宗昌統(tǒng)治山東時，征收的稅捐多達52種，攤派勒索更是不計其數(shù)。即便如此，仍不能解決軍餉問題，于是就地取給，搶劫就成了這些部隊的籌餉方式。[14]究其根源，皆因湘軍為北洋軍閥開了就地籌餉開了先例。

三、 從遵從律例到法外妄為

歷代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社會秩序，鞏固自身統(tǒng)治都會頒布一套法令，清朝自然不例外。統(tǒng)一全國之初，清人暫用《大明律》。順治二年（1645年），為“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于平允[15]”，編修《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附以《現(xiàn)行則例》。雍正元年(1723年)續(xù)修。乾隆五年(1740)﹐更名為《大清律例》。后雖有改動，但皆為小修小補。宣統(tǒng)二年（1910年）予以廢止。[16]其間二百余年，官員按律司法。縱至晚清法度松弛，想來亦無敢明目張膽無視清律之人，直到曾國藩的出現(xiàn)。

袁世凱（1859-1916）

曾國藩以“辦賊”為由，脫離國家法律，無視地方執(zhí)法機關(guān)，不經(jīng)任何法律手續(xù)，大肆捕殺所謂“會黨”，他還授意下屬，不必通報請示，隨意處置。此舉大開濫殺之風，雖剿匪成績卓著，然錯殺者亦不計其數(shù)。[17]

至于北洋軍閥，為了維護自己在政治、經(jīng)濟上的利益，殘酷壓迫有之，殺人立威有之，血腥鎮(zhèn)壓有之。在缺乏制度控制和道德約束的情況下，士兵們?yōu)樗麨椤埦磮虻酿B(yǎng)子張繼忠所率之團日則為兵，夜則為盜，以殺人為戲。張部兵士之行為, “竟無約束之可言, 最無道之事, 莫若兵士之奸淫良家婦女, 獨此者尤以北兵為甚[18]”。其法外妄為，可見一斑。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tǒng)時與北洋各將領(lǐng)合影

考曾文正公之行為，蓋為剿匪，以保大清社稷，未必有非分之想。然其后北洋軍閥膽大妄為，草菅人命，皆因無法律約束所致。究其原因，確與湘軍將領(lǐng)將晚清本就瀕臨崩潰的司法體系徹底破壞，長期無人將其恢復(fù)有關(guān)。

四、 結(jié)語

綜上所述，雖然湘軍以其獨特的募兵制度確保了優(yōu)質(zhì)的兵源，以其獨特的俸餉制度保障了軍隊的后勤，以其獨特的司法手段取得了剿匪的成績，但其實行的種種制度變革，在某種程度上也嚴重破壞了政府的權(quán)威，提高了帶兵將領(lǐng)的權(quán)勢，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這些制度為后世軍隊所繼承，其弊端就成為了北洋軍閥作亂的淵源。

參考文獻：

[1] 參見羅爾綱：《綠營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頁

[2] 《清世宗實錄》第16卷，二年二月丙午條

[3] 周諭瑾：《八旗軍為什么由強至弱、由盛而衰》引語，文史天地2012年01期

[4] 同1，第1頁

[5]《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19頁

[6] 朱新鵬：《試述北洋軍閥的形成過程》，黑龍江史志，2014年07期

[7] 參見6

[8] 參見郭太風：《八旗綠營俸餉制度初探》，復(fù)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04期

[9] 共十條，詳見《光緒會典》卷二十第2頁，卷五十第2-3頁，《會典事例》卷六一O第2頁，卷七一一第4頁

[10] 《曾國藩全集》：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441頁

[11] 劉鐵銘：《論曾國藩的建軍思想》，理論學刊，2006年第7期

[12] 郭秀：《淺析湘軍對近代軍閥產(chǎn)生的影響研究》，理論研究，2004年03期

[13] 厘金制度自曾國藩1860年4月大規(guī)模設(shè)卡征餉開始，至1930年代為止，持續(xù)70余年。

[14] 參見張欣：《論軍閥時期的兵源匪化》，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15] 《大清律例》卷前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

[16] 清律變更過程參見瞿同祖：《瞿同祖法學文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7頁，《清律的繼承和變化》

[17] 參見12

[18] 陸軍部：《陸軍行政紀事》，1916年6月，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