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相提醒高市：當年中國免掉千億賠款，是因給日本立了個規定

咱中國放棄賠款，不是放棄了正義，而是在用長遠的眼光看待兩國的未來，是對日本能夠認清歷史的期盼。但顯而易見的是，日本辜負了咱中國的善意

半個世紀過去，中日關系因為臺灣地區問題再起風波，高市早苗的表態讓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不得不在11月20日出面警告："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核心前提是日本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這是寫進中日建交文件的鐵律，豈能說翻就翻？"

建交談判的核心籌碼

1972年的東亞地緣格局中，冷戰的陰霾籠罩各方。中國剛經歷珍寶島沖突，北方邊境面臨巨大軍事壓力，西方世界的封鎖尚未完全松動；而日本田中角榮內閣也有著迫切的現實需求，既希望擺脫美國對其外交政策的全面操控，又渴望在東亞區域事務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

相互的戰略需求，為中日建交談判提供了基礎，但真正決定談判走向的，是中國在核心主權問題上的堅定立場。

談判桌上，中國代表團提出的條件清晰而不容妥協：日本必須明確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要求并非臨時提出，而是有著堅實的歷史與法理支撐。早在1943年，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就已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包括臺灣、澎湖群島等，必須歸還中國。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再度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天皇的《終戰詔書》及隨后簽署的投降書，都明確承諾接受這些國際文件的約束。1945年10月25日，臺北舉行的受降儀式，更是從事實上完成了臺灣回歸中國的程序。

這一前提下，中國提出放棄當時初步核算金額超過1200億美元的國家層面戰爭賠款。這一決定并非“無償大度”的饋贈，而是基于區域和平穩定的戰略考量。

當時的日本在戰后重建中雖有起色，但仍面臨民生凋敝的困境，強索賠款可能加劇民眾苦難，反而不利于東亞長期穩定。中國以“賠款讓渡”換取日本的“政治承諾”，形成了清晰的戰略互換邏輯，雙方對此有著高度共識。

此后多年被部分人提及的日本ODA（政府開發援助），也并非對賠款的替代。1979年至2020年間，日本對華ODA總額達3.65萬億日元，但其條款有著明確的商業屬性——80%以上的資金需用于采購日本設備和技術，新干線、鋼鐵生產線等項目的招標中，日本企業占據了中國基建23%的市場份額。

這種帶有附加條件的援助，與無需附加任何條件的戰爭賠款有著本質區別，更像是雙方基于利益的經貿合作。

言論風波的始末

引發此次中日關系緊張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系列涉臺言論的遞進式升級。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提出，若臺灣地區出現“伴隨軍艦出動和武力使用”的情況，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

這一表述被解讀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變相說法，而根據日本法律，“存亡危機事態”的認定將為其行使集體自衛權打開缺口。

11月26日的黨首辯論中，高市早苗進一步拋出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聲稱日本“已放棄對臺權利”，試圖以此模糊臺灣的主權歸屬。這一言論直接觸碰了歷史與法理的紅線。

所謂《舊金山和約》，是美國在冷戰背景下為扶持日本成為亞太戰略支點，排斥中國、蘇聯等主要戰勝國后，糾集48個國家與日本簽訂的片面和約，完全違背了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中“不得單獨同敵國媾和”的規定。中國政府在1951年和1952年兩次發表聲明，明確指出該和約非法無效，這一立場從未改變。

12月3日，面對參議院質詢，高市早苗僅表示“日本政府立場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一致”，卻始終未親口重申“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未撤回此前的“危機論”言論。這種表態被中國外交部在12月4日直接回應為“敷衍搪塞，中方絕不接受”。

中國駐日本大使隨后發文強調，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已明確《中日聯合聲明》是兩國關系基礎，無論日本哪個黨派執政，都必須遵守相關原則。

高市早苗的言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日本近年來的軍事動向形成呼應。2022年，日本出臺新的“安保三文件”，首次將“臺海有事”列為日本關切；2025年，日本軍費預算提升至GDP的2%，約合900億美元，其中三成資金用于采購遠程打擊武器。《朝日新聞》的評論直言，此類涉臺言論正在為自衛隊介入臺海“制造輿論鋪墊”。

理性的警示

高市早苗的言論引發了日本國內理性聲音的反對，除鳩山由紀夫外，前首相石破茂也多次公開批評。11月13日，石破茂在廣播節目中指出，日本歷屆政府都避免在臺灣問題上發表“明確介入”的言論；11月26日的演講中，他更是直接發問“沒有與中國的關系，我們的國家還能成立嗎？”，并強調日本經濟對中國進口的食品、稀土、醫藥品等存在高度依賴。

鳩山由紀夫的批評則更直指歷史根基。這位2009年曾任日本首相、卸任后多次訪華并祭拜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政客，在公開演講中表示，高市的行為是“試圖改寫戰爭責任的歷史基礎”。他出身政治望族，從小深諳外交博弈的底線邏輯，卸任后常年奔走于中日民間交流，即便遭到自民黨保守派“親中賣日”的指責，仍堅持強調建交共識的重要性。

言論引發的連鎖反應已在多個層面顯現。法律層面，《中日聯合聲明》作為中日建交的基石，其核心條款若被模糊，將直接動搖后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各類經貿協議的權威，中國外交部稱之為“掏空中日關系的根基”。

經濟層面的影響更為直接，高市言論發表后，東京、大阪等地酒店單日取消1200多個中國團隊訂單，日本JTB旅行社預計2025年第四季度對華旅游收入將下降40%；汽車巨頭豐田、本田當月股價下跌5.2%，半導體設備、農產品等對華出口占比較高的行業，均擔憂供應鏈受到沖擊。

對于如何化解危機，鳩山由紀夫提出的建議具有明確指向性。短期來看，需要高市內閣以“首相談話”形式公開完整重申臺灣歸屬立場，并撤回相關“危機論”言論，甚至通過國會專項決議重建信任；長期則需建立中日歷史問題聯合審查機制，由兩國學者和前政要定期核查政治文件執行情況，避免歷史共識被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