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理解北大法學教授趙宏的人均違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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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央視采訪時，北大法學教授趙宏表示：如果治安違法記錄永久不消除，那是不是到哪年就沒有人可以考公了，（因為）人均違法了。

先講個故事。

一個西方人問一個中國人：你信上帝嗎？

中國人回答：不信。

西方人接著問：你為什么不信？

中國人說：我小時候想要一輛自行車，祈求了上帝，可什么也沒得到。

西方人搖頭：上帝不是這么信的！你應該先去偷一輛自行車，然后祈求上帝原諒，這樣你就合理合法地擁有了一輛自行車！

校尉一直說，西方法學界有嚴重的宗教化傾向，其中很重要的一種體現(xiàn)形式，就是先鼓勵你去偷一輛自行車，然后他們代表上帝來原諒你、拯救你。

在這個過程中，信眾獲得了心理安慰，教廷則得到了信眾的信仰，進而得到了信眾的一切。

這個套路，從歐洲中世紀的贖罪券，到殖民時代的應許之地，再到后來司法界的前科消滅與違法記錄封存，從來沒有改變。

回到趙宏教授的宏論。

首先闡明一點，人均違法與違法記錄封存甚至消除，其中后者是因、前者是果。

有違法記錄封存與消除，才有人均違法的社會環(huán)境；反之，如果違法必糾、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又怎么可能人均違法？

如果真是人均違法，那就是典型的亂世，而亂世用重典乃是最基本的常識。

趙宏教授的宏論，其實是給中國預設了人均違法的前提，不僅違背了常識、而且搞反了因果。

這種看似悲天憫人、實則邏輯混亂的宏論，其實建立在西方國家道德淪喪、法律異化的基礎上，跟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根本沒有關系。

這不過是趙宏教授自身意識的本能反應，而非她所處的客觀存在的中國。

我們的言行，都不過是自己基因深處的鏡像而已。

這種下意識給中國貼負面標簽的行為模式，既是西方國家的慣用伎倆，也是西方國家內(nèi)心深處對自我的真實認知。

以己度人，既是人性的弱點，也是人類的行為習慣。

因此，強盜眼中，都是強盜；圣人眼中，都是圣人。

從鴉片戰(zhàn)爭到現(xiàn)在，中國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一句話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楊潔篪在安克雷奇留下的名言：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

因為我們總是用自己的道德標準來想象西方，因而總是把他們理解成好人；西方也總是用他們的道德標準來揣測中國，因而總是把中國界定為強盜。

更為不幸的是，中國內(nèi)部有些人，也沿襲了西方的行為模式，試圖用西方的道德標準來定義中國、影響中國，進而將中國改造成西方主子最希望的樣子。

有點發(fā)散，繼續(xù)說正題。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還沒有廣泛推行前科消滅制度與違法記錄封存制度，也沒有大面積廢除死刑，因而也就沒有毒品泛濫、盜搶遍地的治安亂象，更沒有吸毒合法化、輕罪不入刑、零元購等司法亂象。

而自從西方國家將司法的重點由保護公眾利益、守法人群轉(zhuǎn)向保護邊緣群體、罪犯群體，熱衷于推廣廢除死刑、前科消滅等所謂的“先進”“文明”司法理念之后，他們的治安也隨之不斷惡化，直到半推半就地將吸毒、偷竊、零元購等明顯的違法犯罪行為非罪化。

教廷管不住信徒，所以鼓勵信徒犯罪之后再用上帝的名義懺悔。

西方國家管不住罪犯，所以鼓勵他們犯罪之后再用人權的名義開脫。

校尉一直說，東西方文明最大的區(qū)別，就是中國很早就完成了宗教世俗化改造，西方卻始終被圈禁在宗教的泥潭中。關于東西方文明之比較，參見文明尺系列《文明的尺度：中美博弈，一場文明與公司的對決》

即便經(jīng)歷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在基因深處，西方國家依然未能擺脫宗教思維方式的影響，因而遇到挫折時，他們就會本能地從宗教之中尋求理論依據(jù)、思想慰藉、行為模式。

今天西方的政客、法官、檢察官、律師，本質(zhì)上說，與中世紀歐洲教廷的主教、傳教士并無二致。

西方的司法體系，也越來越宗教化，一邊熱衷于打造各種人權理念，實際保護的都是罪犯，一邊熱衷于充當訟棍，從保護罪犯的過程中謀取個人私利。

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司法體系中，道德淪喪乃是必然，人均違法自然也就不稀奇了。

但別忘了，中國從來沒有人均違法，更沒有道德淪喪。

而要防止出現(xiàn)這種人均違法的亂象，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打破法學界的唯西方論，必須杜絕中國司法體系也出現(xiàn)唯犯罪分子人權論的宗教化傾向。

中國的法律體系，應該更多地吸收中國傳統(tǒng)道德體系中積極向上的一面，并將其與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結合，而非無腦照抄西方。

法律需要溫度、需要人性，但這種溫度與人性，一定要體現(xiàn)在守法公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