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第一次見金庸，高興的握住他的手說：“我們是老朋友了”

1981年7月18日上午九點，北京氣溫逼近三十五度。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外，鄧小平站在臺階上，半袖淺色襯衣，被烈日映得泛白。金庸剛一下車，就看見這位日理萬機的副總理親自迎接，神色間微露意外，卻立刻加快腳步。

“我們是老朋友了。”鄧小平伸手相握，笑聲爽朗。短短一句，打破初見的拘謹，也宣告了二人多年“隔空對話”的正式落地。握手只數秒，旁人卻能感到那種惺惺相惜。

場景跳回八年前。1973年3月，鄧小平結束江西勞動回到北京，托人從香港帶回一套《射雕英雄傳》。護士郭勤英后來回憶，中午小憩前的三十分鐘、出差火車上的夜燈下，鄧小平總捧著那套略顯舊舊的港版平裝。書頁被他翻得卷起毛邊，可見頻率之高。

有人覺得武俠只是消遣，他卻在字里行間尋找人性深處的堅韌與取舍。女兒鄧楠說過，父親讀金庸常會停頓，眼神飄遠，好像把自己的曲折經歷與郭靖、楊過的磨難進行對照，然后輕輕吐出一句：“人生就是這么個理。”

與此同時，香港中環。《明報》社評欄時常出現“鄧小平”三個字。金庸贊其“胸中丘壑，天下為懷”。六十年代末的香港媒體并不常給內地領導正面評價，這幾篇社評在讀者中頗為醒目，也借機讓鄧小平注意到了這位用筆挽弓的才子。

1979年后，國家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對外交流驟然增多。“向外講清楚新方針，需要會說故事的人。”港澳辦內部會議上，有干部把金庸的名字寫在第一行。愛國、影響力大、筆鋒靈動，這三條足夠有說服力。

機緣于是來到。1981年夏，金庸偕妻子林樂怡與子女飛抵北京。廖承志安排專車接機，沿途向他介紹長安街兩側新豎起的建筑，“韌勁十年，城變很多”。金庸透過車窗，只說一句：“氣象不小。”

回到人民大會堂。雙方落座，服務人員剛端上茶，鄧小平指指自己的短袖調侃：“北京太熱，別套西裝啦，脫下來輕松點。”金庸笑著解下外套。氣氛隨之松弛，談話直入主題——國際反霸、祖國統一、經濟建設。鄧小平掐著煙說：“經濟是其它兩件事的底氣。”金庸點頭稱是，又補一句：“民生穩，文化才活絡。”

對話很快轉到個人話題。鄧小平坦言知曉查樞卿舊案：“歷史遺留問題，終要給個說法。”金庸沉默片刻，只輕聲道：“逝者已矣，公道自在人心。”一個多月后，浙江海寧縣委、嘉興市統戰部聯合復查，徹底平反。

會談一小時，臨別時鄧小平把金庸送到門口，還朝孩子們揮手：“常回來看看，祖國很大。”金庸躬身答謝，隨即返港。三周后，《明報月刊》全文刊載會談記錄，香港發行當日即售罄，增印兩次仍供不應求。大陸方面，則批準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金庸作品，這是對外開放以來，港臺文學正式大批量進入內地市場的起點之一。

1984年金庸再訪北京，已不再拘謹。他給王震帶來一套《鹿鼎記》精裝本，對方當天就看了三章，直呼“過癮”。同年，中英關于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關鍵階段，香港社會情緒波動。金庸在《明報》連發社評，強調“一國兩制”可行，母子之情無需多慮。文章用字樸實，卻穩定了不少商界的心。

1985年4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金庸被推選為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會議期間他時常引用《倚天屠龍記》的橋段說明“分久必合”的中國傳統觀念，既接地氣又符合法律語境，令內地同仁頗感新鮮。

后人評論那場1981年的握手，說它象征著文化與政治、江湖與廟堂的互相成全。此話并不夸張。鄧小平需要一位能將新中國改革聲音傳到海外的文化橋梁；金庸也需要一次近距離觀察大陸的機會，以修正自己對現實的想象。兩條看似平行的軌跡，在人民大會堂交匯，然后分別延伸，彼此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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