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7日清晨,江南乍暖還寒,南京國防部的大禮堂里燈光通宵未滅。會桌兩側坐滿了軍裝筆挺卻神色各異的將領,李宗仁冷著臉宣布開會,顧祝同端著茶杯不發一語。會還沒正式開始,大家就聽見蔡文治在角落里低聲嘆氣:“守江面寬、渡口多,根本無險可倚。”一句話像石子落水,水面迅速蕩開漣漪。
長江防線一事其實拖了兩個月。早在1月份,蔣介石表面“下野”,卻暗地里給湯恩伯遞了條子,“京滬杭要頂住”,并用電碼強調“主力向東”。湯恩伯讀完電報,當即把司令部從南京悄悄搬到蘇州,隨后頻繁巡視滬杭鐵路,整天磨拳擦掌調兵遣將,看上去是要死守上海。表面風風火火,骨子里卻另打算盤——他的參謀處默默規劃了兩條后撤通道:一條通舟山,一條通臺灣。
會議室里,蔡文治講得直白:“南岸工事配合不足,北岸火力斷續,若解放軍從蕪湖、樅陽搶灘,頂多三晝夜。”他說話不用長句子,三兩下把要害點穿透。顧祝同趕緊補充,“江陰以下不是重點,南京西段才要扎牢。”聽得出,倆人早通了氣。李宗仁也點頭,“二位說得在理。”聲音雖低,卻壓得住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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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恩伯卻挺直腰板,面無表情:“戰區既定,南京西段暫不增兵。”他特意把“暫”字拖長,聲調里帶著不容置疑。蔡文治火氣一下竄到嗓子眼,“蔣先生已經離職,軍令還要聽他嗎?”本來半截話還能留情面,這一句徹底捅破窗紙。湯恩伯把茶杯往桌上一磕:“總裁是黃埔之父,你個小孩子懂什么實情!”話音落,屋子里的人全怔住,只聽見暖瓶里水泡翻騰的咕嚕聲。
當天夜里,湯恩伯坐專列趕往溪口。蔣介石在臨時官邸里等他,兩人密談到凌晨。有人隔窗聽見蔣介石一句簡短的吩咐:“保住上海半個月,等船隊。”船隊是什么?不是援軍,而是滿載金銀和外匯的數艘“海星”“海岫”改裝艦。它們計劃4月初由上海吳淞口起航,繞道澎湖轉抵基隆。為了這批箱子,前線數十萬人得在江邊和城市巷道里硬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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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南京、鎮江、蕪湖一線的工事仍舊一塌糊涂。工兵連缺料缺時,炸藥都被抽調去滬郊。張愛萍的偵察人員夜行于南岸,發現沙包墻里填的是稻草,趕緊繪圖上報。劉伯承看完圖,笑了笑,“死蛇陣,捅哪里都軟。”次日《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定稿,重點就是“避實擊虛、先插中腰”。
4月20日晚八點,解放軍中集團于裕溪口發起主攻,夜色與東風幫了大忙。湯恩伯本來還指望空軍,結果機場燃油前兩天就被塞進輪船運走。他接連打七個電話找不到能起飛的中隊,只好命炮兵盲射。炮彈稀稀落落,連水面浪花都沒掀高。到21日拂曉,樅陽、安慶方向已被突破,南岸哨所僅剩無線電雜音。
南京告急的電報傳到上海,湯恩伯臉色蠟黃。他沒調兵救援,而是打開另一份密電:“金條明晨裝車,不得延誤。”隨后命令工兵把沿江所有汽渡船集中到吳淞口。他身邊的參謀忍不住問:“司令,南岸還能守嗎?”湯恩伯抬頭,半晌只吐出三個字:“先護船。”
22日中午,南京守軍自行棄城。顧祝同怒不可遏,立刻在上海再次召會。蔡文治拍桌,“漏洞我早說過!如今幾十萬人縮在十里洋場,怎么打?”說到激動處,他扯掉軍裝扣子,扣子打著旋落地,砸得眾人心里也跟著一沉。湯恩伯掏出那份手令,念給大家聽,語氣平平,卻句句扎心。會場沉默良久,顧祝同長嘆一聲,把帽檐壓得更低,再沒開口。
5月12日,上海外白渡橋夜色壓抑。黃竟武被特務押上吉普,身后是刺耳發動機聲。六天后,他與十二人被活埋在南車站路獄墻下,連夜的雨水很快平抹了新土。與此同時,最后一列裝滿黃金的列車滑入碼頭,駛向泊在錨區的“海岫號”。
5月25日,解放軍第35軍從閘北向蘇州河兩岸展開突擊。湯恩伯于深夜登上炮艇,經舟山轉往臺北。離開前,他下令炸毀蘇州河北岸七座橋梁,炸藥有限,只炸塌了四座。數小時后,解放軍步兵借著殘橋木架順勢推進,上海戰役提前結束。
8月,“海岫號”最后一次卸貨。財政接管小組點驗上海中央銀行,賬面黃金僅余六千余兩。對于龐大的財政爛攤子,這點庫存杯水車薪。可在海峽對岸,蔣介石仍相信手里的幾百萬兩黃金足以支撐反攻,他對身邊人說:“只要銀庫不空,機會總會回來。”然而,時鐘不會倒轉,江面上那場一夜崩潰的防線證明了一件事——金條可以裝船,士氣卻不會隨船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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