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世時，不知道為他定制生活用瓷，身邊人搞了兩種“毛瓷”

1973年冬，去往醴陵的夜班貨車搖搖晃晃，押運員只聽到一句囑咐：“箱子里是給‘老首長’的東西，別晃。”木箱中沒有機密文件，也不是武器，而是一批正在實驗的瓷胎。這趟低調的運輸，為后來兩種“毛瓷”奠下第一筆伏筆。

那時的毛主席已年過八旬，視力、握力都大不如前。飯菜端上桌，稍不留神就涼透。管理員吳連登觀察日久，犯難：普通瓷碗太大，保溫又差，老人家端不穩，吃不好、睡更差。廚師、護士、警衛都替他著急，卻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家什。

1974年春，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在長沙西郊匯報工作，順口提起主席喜歡的小碟小碗。張一句“可否做個更順手的”，讓吳連登靈機一動——干脆請醴陵工人燒一批“小口徑、帶蓋、易保溫”的碗。于是，醴陵群力瓷廠深夜接到加密電話：只做幾十件，不許外傳。

兩周后，李人中設計出四種花樣——月季、芙蓉、菊花、梅花。月季又叫“月月紅”，寓意“山河一片紅”，顏色亮，圖案簡潔。試樣送到長沙，毛主席拿在手里，笑言“這好啊”，隨即吩咐把碗蓋揭開嘗菜。紅月季款由此成了晚年進餐的“主力碗”，一直陪伴至1976年。

任務收尾極其嚴格：模具封箱，配方鎖柜，除上交的四十件外，其余全部砸毀。內部流出的寥寥幾件，多被工作人員當筆筒、糖罐用。1997年廣州一場拍賣，帶細裂紋的紅月季小碗被舉牌喊到八萬八千元——不少行家苦笑，說完整一套根本湊不齊。

同一時間線的另一端，江西也忙得熱火朝天。1974年12月，汪東興致電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安排主席可能前往南昌休養。湖南接待處遞來一只瓷盤給黃看，盤面紅梅卻發灰。黃脫口而出：“我們景德鎮做的，肯定比這好。”一句話把自己“推”成了總負責人。

1975年初，黃慶榮趕到景德鎮市委，請書記李克時暗中籌建“頂級班子”。若公開說是為主席制瓷，保不齊轟動全國，于是全程口頭指令，不留一紙文字。李克時找來陶瓷科技研究所副所長羅慧蓉。第一次會面，黃直接說明身份，羅愣住：“一個月完成任務，完不成任務你就把我關起來！”這句半玩笑半豪氣的承諾，成了后續高強度攻關的“動員令”。

設計稿推倒重來十余次，“水點桃花”“雙面芙蓉”都被否定，最終定下“翠竹紅梅”。理由很簡單：紅梅是主席故鄉的象征，翠竹則寓意氣節。燒制溫度、釉料配比、釉下彩濃淡都一次次調整。八月初，試件達到要求。黃慶榮下令：人員即刻解散，次品就地打碎，圖紙付之一炬。羅慧蓉懇求留下少量殘件和一套圖紙作技術樣本，獲準，但條件是“絕不能流向市場”。廠里究竟留下多少，沒人能給準數，黃慶榮自己則一件也未帶走。

由于任務編號為“7501”，景德鎮內部將這批瓷器稱作“7501工程”。日后學界提及“毛瓷”，往往指的就是這組“7501”與醴陵1974年紅月季。兩地工藝風格迥異：醴陵胎薄釉亮，偏日用；景德鎮胎厚釉潤，更像陳設。二者共同點只有一個——數量稀少，制作過程全封閉。

有意思的是，無論醴陵還是景德鎮，參與者都以為最終會舉行交接儀式，讓主席親自挑選。真相卻是，這些瓷具悄無聲息地送進中南海或長沙官邸，工作人員照常換上，不作說明。毛主席只當是新的日用品，從未意識到背后一連串秘密行動。

時至今日，“毛瓷”在收藏圈被炒得火熱，一只紅月季杯動輒數十萬，但成套標本幾乎見不到。連當年的制作者也只能憑記憶回想件數、形制，很多細節已隨人員老去而模糊。有人感嘆，想復刻都難，因為配方和火候記錄都被銷毀。

然而這兩批瓷具依舊留下清晰信息——八十年代老干部傳承下來的口耳相授，證明它們的使命并非供人把玩，而是讓年邁的領袖吃上一口熱飯、握得住一只輕碗。那份細微卻嚴謹的體貼，透過瓷面上的釉色，被后人讀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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