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中國與全球南方——全球化時代的重大角色轉變

題記：2025年11月12日，北大國發院、南南學院聯合舉辦承澤論壇第45期，邀請新書《共享發展》的作者團隊代表解析大變局時代的中國與全球南方機遇與挑戰。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經濟學長聘副教授、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主題演講整理。

近年來，“全球南方”作為一個新興概念逐漸受到廣泛關注。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關系更多集中于政治和外交層面；而自改革開放以來，雙方關系則顯著轉向經濟領域的合作。

中國崛起深刻影響與全球南方的經濟關系

過去45年間，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從1978年人均GDP156美元的封閉經濟體，增長為2024年人均GDP1.34萬美元的開放經濟體。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以及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事實上，中國與全球南方的經濟關系一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推進而持續演化。

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全球意義，因為中國經濟的崛起重構了全球經濟格局。根據可追溯至1960年的數據統計，1990年之前全球經濟格局相對穩定，低收入、中等收入與高收入經濟體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大致分別為0.8%、17%與82%，表現出發展經濟學中“中心—邊緣”結構的固化特征。2023年，低收入經濟體總人口6.6億左右，占全球總人口的9%，但其經濟總量僅占0.6%。

然而1990年后，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中國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從1991年的1.6%攀升至2023年的16.8%，徹底改變了原有的分布特征。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重構。高收入經濟體占比持續下降，中等收入經濟體則顯著上升。在中等收入經濟體中，1990年代以后的GDP占比增長貢獻主要源自中國。

若從全球制造業GDP占比的角度觀察，這一變化更為顯著。自2002年起，高收入國家制造業GDP全球占比明顯下滑，中等收入國家則迅速上升。將中等收入國家拆分為中國及以外地區后可看出，這一結構性轉變主要由中國制造業的快速擴張所驅動。中國制造業的全球GDP占比在2021年達到31%的峰值，雖在疫情期間略有回落，但仍處于高位。

在上述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與全球南方的經濟關系主要體現在貿易與投資兩方面。

中國的對外貿易關系

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增長令人矚目：1978年進口和出口總額均約為100億美元，各占全球1%；至2023年，出口額已達3.56萬億美元，進口額為2.7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15%與11%。如此高的貿易占比，自然使中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

進一步從中國與三類經濟體的貿易數據來看，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往來不斷深化。1990年之前，中國主要貿易對象為高收入經濟體，進口額和出口額中分別有約80%和85%來自這些國家。隨時間推移，中低收入經濟體在中國貿易結構中的比重持續提高。目前，中低收入經濟體在中國進口中的占比已超過高收入經濟體。雖然在出口方面，高收入經濟體仍是中國主要出口目的地，但與中低收入經濟體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的差距逐年縮小。預計未來5-10年，中低收入經濟體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亦有可能超越前者。

若按商品類別分析中國進出口結構，可將其劃分為4類：原材料、中間品、消費品與資本品，分別代表不同的貿易形態與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1990年之前，中國的進口以資本品和中間品為主，合計約占80%；出口則以消費品為主，占55%。這一模式即所謂“加工貿易”：中國從高收入經濟體進口中間品與資本品，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生產消費品后再出口至高收入經濟體。當時“1億件襯衫換1架波音飛機”的說法，正是該階段的生動寫照。然而過去40年間，這一格局發生劇烈轉變。進口方面，中間品占比持續下降，資本品占比上升至2007年后持續減少，消費品緩慢增長；而原材料進口急劇上升，成為目前最大進口類別，這可能與新能源汽車、風電、光伏等行業對稀有礦產資源的需求增長有關。

出口結構的變化更為顯著。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占比持續下降，2005年后趨于穩定；資本品出口占比則迅速增長，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品類；中間品出口占比保持穩定，原材料出口占比下降。這一轉變反映出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早期因人均收入低、工資水平低，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優勢，形成了“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而2004-2005年左右到達劉易斯拐點后，勞動力成本上升，促使產業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轉型。據計算，中國制造業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年工資從2004年的約1342美元增至2023年的1萬美元，20年增長近八倍。這一變化推動中國的生產優勢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向資本密集型。

在此過程中，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關系不斷深化。2000-2023年間，中低收入經濟體在中國資本品出口中的占比從16.5%升至41.5%，反映出這些國家正步入工業化進程，需從中國進口資本品以推動工業發展。同時，中低收入經濟體在中國進口原材料中的占比也從14.4%大幅上升至69%。這兩項數據表明，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呈現出高度的經濟互補性：中國自南方進口原材料，并向其出口資本品。

中國的對外投資關系

另一方面，中國的對外投資也表現出色。截至2023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近3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與荷蘭。預計不遠的未來將超過荷蘭，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從流量來看，2005年之前對外投資規模較小，之后則迅速增長，這與中國跨越劉易斯拐點、資本品出口成為主導等轉變同步發生。202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已超過外商對華投資，達到1700多億美元，標志中國從“引資大國”轉向“投資大國”的重大轉變。

需指出的是，基于商務部備案的對外投資數據跟實際數據是存在偏差的。一方面，部分未備案項目未納入統計，導致存在系統性低估的可能；另一方面，部分對外投資會以外資身份投資回流中國，導致高估。即便如此，數據所展現的上述時間趨勢是有意義的。

對外投資主要包括跨國并購與綠地投資兩種形式，后者指直接在目標國投資建廠、組織生產。2005-2011年間，中國對外投資中占比最高的為跨國并購，約占對外投資總額的42%。當時中國在資本品領域初具比較優勢，但該類產品技術復雜度高、市場壁壘高，恰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使許多發達經濟體企業面臨資金壓力，因此，并購成為中企獲取技術、品牌與市場渠道的有效途徑。典型案例是2008年前后吉利集團收購沃爾沃汽車。該事件當時被視作“蛇吞象”式并購，但事后證明成效顯著，堪稱這一階段的生動例證。

2012年后出現重大轉折，跨國并購在我國對外投資中的占比急劇下降，從早期逾40%降至2023年的19.5%。這意味著綠地投資比例大幅攀升。

另一個階段性變化出現在2015年，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突然呈現增長態勢。2014年制造業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約為7.8%，至2015年升至13.7%，此后長期維持在15.5%左右，穩居行業前三。原因在于國內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漲，2013年之后國內環境治理成本快速上升，加之國際貿易環境變化與地緣政治沖突，特別是2018年中美貿易戰，共同推動中國制造業外移。

早年我國對外投資以采礦、石油等資源類為主，但如今制造業海外投資占比已遠超過采礦業。這種演進規律并非中國獨有，而是農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普遍規律。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均經歷過類似的發展路徑。

中國產業的全球轉移呈現“四面開花

1962年，學者Akamatsu基于日本經驗提出農業國工業化的4個發展階段。這與中國過去40年發展歷程也高度吻合。

第一階段：農業國主要出口農產品或礦產品，進口工業消費品。本土傳統手工業逐漸被進口產品替代。

第二階段：憑借勞動力成本低、原材料豐富、國內市場廣闊等后發優勢，外資開始進入，本土企業通過進口資本品，生產消費品，實施進口替代政策——即對進口消費品課以高關稅，對資本品及中間品實行低關稅，形成“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此階段國內資本逐步積累，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持續完善。

第三階段：隨著制造能力提升，消費品生產具備國際競爭力，進入出口導向階段，同時開始生產資本品替代進口。

第四階段：出口資本品并從相對不發達經濟體進口消費品，產業結構與發達經濟體趨同。該理論也預見到后發國家與發達國家貿易沖突在這個階段將出現，印證了當前的形勢。

這一過程中，消費品和資本品都經歷了先進口、后國產替代、最終出口的三階段發展過程。同時，在宏觀層面，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型；在行業內部具體產品層面，則呈現技術由簡單至復雜、質量由低至高的升級路徑。

當前中國年對外投資額已超1700億美元，背后是全球產業轉移現象的體現。與歷史上以“鄰居效應”為特征的產業轉移不同（如日本向亞洲四小龍轉移，四小龍向中國轉移），本輪轉移呈現“四面開花”態勢，中國企業同時投資東南亞、非洲、中亞、南美等地。原因在于勞動力成本與貿易壁壘的雙重影響。

根據世界銀行地區分類，我們可以將中國以外的中低收入經濟體分為六大區域：東亞太平洋（不含中國）、南亞、歐洲和中亞、拉美和加勒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東和北非。數據顯示，2014-2023年間，僅南亞與東亞兩個地區中低收入經濟體GDP全球占比上升，其他四個區域均下降。2018年中美貿易戰后出現新趨勢。除南亞、東亞外，歐洲中亞及拉美加勒比地區中低收入經濟體GDP占比也開始上升。這些區域恰是歐盟與美國兩大市場的毗鄰地區，表明"近鄰外包"現象的發生。2020年疫情后，拉美地區中低收入經濟體GDP全球占比增長尤為迅速。

若無貿易與地緣政治沖突，中國企業出海可能仍以東亞和南亞為主。但受新形勢影響，歐洲中亞及拉美等兩大市場鄰近區域也成為重要投資目的地，形成前述"四面開花"格局。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截至2022年，全球低收入國家用電人口占比僅45%。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此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迄今已有155個國家簽署合作文件。2015年，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專項解決融資問題。據2019年世界銀行關于“一帶一路”的報告，僅交通基礎設施投資一項，就使沿線經濟體運輸時間縮短8.5%，全球運輸時間減少3%，帶動沿線貿易額增長2.8%-9.7%，吸引外資增長7.6%，居民實際收入提升1.2%-3.4%，并幫助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脫離中度貧困。

在幫助全球南方國家突破基礎設施瓶頸的同時，“一帶一路”倡議也推動中國基建企業國際化發展：對外工程承包完成額從21世紀初不足100億美元增長至2023年的1609億美元。美國《工程新聞記錄（ENR）》2024年數據顯示，全球最大250家國際承包商中，中國企業入圍數量達81家,是第2名土耳其的兩倍，國際營業額1229.7億美元，占比24.6%，較第2名法國高出50%以上。

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合作面臨多重挑戰

關于“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同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關系，其發展進程并非全然一帆風順，也面臨不少挑戰。回顧過去十年，全球中低收入經濟體或廣義的全球南方經濟體的外債規模呈現激增態勢，從2010年的3.87萬億美元攀升至2023年的8.84萬億美元。此變化與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的下跌，以及疫情等外部沖擊密切相關。

在這8.84萬億美元的債務中，債權人主要可分為三類：多邊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占比約30%）、雙邊官方債權人（占14%），以及私人部門（包括債券持有人和其它商業債權人，占56%）。早些年，西方出現所謂中國制造“債務陷阱”的論調。但數據表明，中國雖是全球南方最大的雙邊官方債權國，但在債務總額中僅占5%，“債務陷阱”之說實難成立。

基于近年在非洲及東南亞地區的調研，我進一步認識到，全球南方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存在結構性瓶頸，其在承接中國產業轉移方面也面臨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國內儲蓄率偏低與資本短缺問題，尤其是基礎設施融資的困境。在許多國家，政府官員首要關注的是如何籌措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源于儲蓄，包括國內儲蓄與外國直接投資（FDI），而FDI具有不穩定性。中國過去40年的高速投資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儲蓄率的支撐。但在許多低收入國家，人均年收入僅約1000美元，消費后的儲蓄極為有限，難以支持工業化所需資本積累。歷史上，西方國家通過殖民手段、中國則通過工農業“剪刀差”部分緩解了早期資本短缺，而當前全球南方國家則需探索新的路徑。

第二，人力資本不足，生產效率低。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中面臨實際生產效率問題。盡管當地工資水平較低，但由于教育水平與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勞動生產率亦較低，實際單位勞動成本不比中國低很多。這一狀況預計將隨時間逐步改善，但目前仍是現實挑戰。

第三，宏觀經濟脆弱性問題，尤以匯率波動為甚。過去10年間，不少國家貨幣貶值顯著。如我們在今年7月份走訪的南非和坦桑尼亞，其匯率在過去十幾年間（相比于2013年）分別貶值70%和50%左右。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和巨額外債常引發匯率貶值與宏觀經濟不穩定，嚴重削弱外商投資者信心。

第四，國家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存在腐敗現象、中央與地方關系協調不暢以及治理體系薄弱等問題。

中國自身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正是在逐步解決上述四類問題的基礎上實現的。全球南方國家若要實現工業化，必須有效克服上述四大挑戰。

此外，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與運營中還面臨一些具體的困難，包括政治與安全風險、法律合規與政策不確定性、融資難與資金回流受限、本地化管理困境與人才短缺、市場競爭與品牌建設不足等。這些問題亦需在推動合作進程中予以充分關注和有效解決。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

王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長聘）、北大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為環境與資源經濟學、能源經濟學、氣候變化、宏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