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上旬,南京市公安局的接待室里出現(xiàn)了一位拄著雙拐的中年人,他自報姓名徐夢秋,語氣急促,“請幫我轉(zhuǎn)告劉伯承同志,我要為新中國效力。”在場警員不敢怠慢,畢竟眼前這位殘疾人曾是中央蘇區(qū)赫赫有名的軍委秘書。短短數(shù)小時后,電報飛向北平,毛澤東批示:立即收押,嚴加審訊。徐夢秋的再度登場,以這種方式終結了自己最后的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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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到南京軍管會,劉伯承沉默片刻,只留下五個字:“此人切莫寬。”說罷,便轉(zhuǎn)身投入繁忙的接管工作。新政權百廢待興,容不得昔日的動搖分子再添變數(shù)。公安局當晚行動,徐夢秋被送往老虎橋。外界一片嘩然:昔日備受器重的“紅色歷史學家”,為何落到這般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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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1935年初春,延安清冷的窯洞里,毛澤東手握茶盞,同一位身形削瘦的知識分子促膝而談。那人正是徐夢秋。兩人從《資治通鑒》談到《史記》,又談到全國局勢。夜深后,毛澤東笑道:“史筆與槍桿并用,方能定天下。”徐夢秋聽得熱血沸騰,連連點頭。這一幕,很快在紅軍干部中流傳,徐夢秋得名“紅色歷史學家”,前景一片光亮。
實際上,徐夢秋的人生軌跡早已屢次轉(zhuǎn)折。1901年生于安徽壽縣,少年聰穎卻桀驁。1921年因帶頭彈劾校長被學校開除,同窗驚嘆他的沖勁;1923年,他奔赴上海大學,在瞿秋白、鄧中夏課堂里醉心革命理論;同年冬,他回到壽縣創(chuàng)辦安徽首個黨組織。熱血青年徐夢秋,到此為止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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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理想與現(xiàn)實安排卻不斷沖突。1925年他被派往廣州第一師做政治宣傳,他渴望的軍校生活落空,心中難免失落。南昌起義時又因病缺席,隨后與黨組織失聯(lián),只得在商務印書館做校對,為生活奔波。1930年他重新歸隊,旋即被任為軍委秘書,進入核心層。長征途中凍壞雙腿,延安更是對他照顧有加:專門窯洞、專門口糧、醫(yī)生定期巡診。在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這等待遇鳳毛麟角。
轉(zhuǎn)折出現(xiàn)在1937年。徐夢秋赴蘇治病,途經(jīng)新疆,被盛世才留下。表面上盛世才親共,暗地卻窺探各方力量。徐夢秋出任中共新疆省委組織部長,地位僅次于陳潭秋。那時他主持教育,一心想把延安教材搬進迪化,還親筆致信毛澤東請求支援。書籍和講義如雪片一般趕到,這讓他在新疆知識界聲名大振。
然而1942年局勢驟變。蔣介石利用宋美齡插手新疆,盛世才投靠國民黨,隨即大肆搜捕中共人員。徐夢秋、毛澤民、陳潭秋等百余人被囚。特務頭子季源博用盡酷刑,陳潭秋、毛澤民寧死不屈。獄中傳出嘶啞的對話:“共產(chǎn)黨不會垮。”陳潭秋堅定地說。徐夢秋在一旁沉默,他的意志終究破裂,撰寫脫黨書,指證同志陰謀暴動。隨后三位領袖被秘密殺害,而他的背叛,被新疆當局刻意低調(diào)處理,延安一時竟不知真相。
1944年國民黨接管新疆,吳忠信把徐夢秋收至麾下,授少將銜,安排在軍統(tǒng)研究室。乍看風光,實則無權無兵。重慶、南京兩地輾轉(zhuǎn),他的腿傷發(fā)作,被人視作累贅。1949年春,保密局撤往臺灣,徐夢秋被拒載。國民黨拋棄他,他也忐忑不安地躲到皖南鄉(xiāng)村,直至解放大勢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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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他作出最后一次賭博——向新政權“自首”,企盼憑昔日資歷換得寬恕。可歷史已經(jīng)給出答案。背叛革命這條紅線,任何名望都無法抹平。劉伯承將他交由法院處理,后被判無期徒刑。1976年5月,徐夢秋病逝于獄中,草草火化,無碑無誌。
此案給后來者留下冷峻提醒:信仰若動搖,榮譽與友情轉(zhuǎn)瞬成空。徐夢秋從中央寵臣到國民黨棄子,僅用數(shù)年。凡涉風雨飄搖之世,個人選擇重若千鈞,一念之差,終身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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