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施行十周年述評

2015年10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以下簡稱《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正式施行，為破解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難、科技與經濟相脫節等難題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該法律的修訂是我國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舉措，歷經十年實踐，我國在科技成果轉化領域逐步構建起政策支持有力、主體多元協同、服務配套支撐的發展格局，同時也面臨著效能有待進一步提升、政策落地還不到位、企業主體地位有待進一步強化等多方面挑戰。本文立足十年來的實踐，系統梳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取得的積極進展，深入剖析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優化建議，為進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轉化制度體系、助力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參考。

一、十年來取得的積極進展

回顧十年來的實踐，科技成果轉化領域發生了以下重大變化：

（一）科技成果轉化的戰略地位與作用顯著提升

隨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深入實施，全社會對科技成果轉化的認知和重視程度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萍汲晒D化不再是科技創新鏈條的“末端環節”，而是成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是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質生產力、構建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和創新型國家的關鍵環節和有效途徑。

從實踐層面看，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機構、醫療衛生機構、國有企業等多元主體均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納入發展重點。地方層面，31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均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區域科技創新發展規劃，部分省份設立專項工作組統籌推進轉化工作；許多高校與科研機構將成果轉化納入學科建設、科研評價重要指標，并成立專門的成果轉化管理部門；醫療衛生機構探索醫療技術、臨床研究成果轉化路徑，推動醫學創新惠及民生；國有企業將成果轉化與產業升級、技術改造相結合，逐步打破“重研發、輕轉化”的傳統模式，多元主體協同推進轉化的良好氛圍已經形成。

（二）政策法規體系全面建成

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為核心，我國已經構建起覆蓋成果轉化全鏈條的政策法規體系。中央層面先后出臺相關政策文件400余件，涵蓋財政扶持、稅收優惠、收益分配、服務體系建設等多個關鍵領域，形成“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的多層次制度體系。

在財政扶持方面，設立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和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為成果轉化提供資金支持；在稅收優惠方面，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等給予稅收優惠；在收益分配方面，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基礎工資+績效工資+成果轉化收入”的“三元”薪酬體系，多數高?？蒲袡C構明確科研人員在成果轉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不低于50%，甚至提高至70%以上，真正實現“讓利于創造者”；在服務體系建設方面，出臺支持技術轉移機構發展、培育壯大技術經理人隊伍的相關扶持政策。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結合區域特點，制定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技術交易市場建設等專項政策，中央與地方協同發力，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全方位制度支撐。

（三）職務科技成果管理改革成效顯著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確立的職務科技成果“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下放改革基本落地到位，有效釋放了高校科研機構科技成果轉化的活力。在此基礎上，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收益分配機制改革深入推進，成為激發高?？蒲袡C構轉化活力的核心抓手。

在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方面，通過試點深入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試點單位通過“先賦權后轉化”模式，將職務科技成果部分或全部權益賦予科研團隊，明確科研團隊在成果轉化中的主導地位；在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方面，對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形成的國有資產實行差異化管理，不納入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降低轉化主體顧慮。據統計，十年來高?？蒲袡C構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合同金額從2015年的不足500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超2 000億元。

（四）國有企業轉化潛力得到釋放

隨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配套政策的實施，國有企業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視程度顯著提升，轉化活力日趨活躍。一方面，國有企業通過建立健全成果轉化管理制度，明確轉化職責、流程與激勵機制，部分央企設立成果轉化專項基金，支持內部研發成果產業化；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積極與高?？蒲袡C構開展合作，通過共建研發平臺、聯合攻關、技術受讓等方式承接外部科技成果，推動產業技術升級。

十年來，國有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合同金額年均增長率超過15%，轉化項目數量占全國總量的比例從2015年的18%提升至2024年的27%，成為連接科技創新與產業應用的重要紐帶。

（五）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深入推進

我國技術轉移體系從“基礎薄弱”向“系統完善”加速邁進，國家技術轉移區域中心、技術交易市場、專業服務機構協同發展的格局逐步形成。

國家技術轉移區域中心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中心整合區域科技資源，搭建跨區域成果轉化對接平臺，推動科技成果在區域內高效流動；技術交易市場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全國建成26家重點技術（產權）交易機構，2024年全國技術合同成交金額突破6.8萬億元，較2015年增長近6倍；涌現出一批以科技成果評估、技術對接、知識產權服務為核心業務的專業機構，部分機構通過市場化運作實現盈利，打破“靠政府補貼生存”的傳統模式。

（六）技術經理人隊伍培育成效突出

技術經理人作為連接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的“橋梁”，其隊伍建設十年來得到發展壯大。國家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累計培養技術經理人超過5萬名，覆蓋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服務機構等多元主體。技術經理人被納入高層次人才支持對象，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將技術經理人納入地方高層次人才分類目錄，在住房、子女教育、科研項目申報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

技術經理人職稱晉升通道得到打通。多地出臺技術轉移專業職稱評價標準，將技術轉移業績（如轉化合同金額、轉化項目數量、經濟效益等）作為職稱評審的核心指標，打破技術經理人“職稱晉升無門”的困境。截至2024年，全國已有超過8 000名技術經理人獲得中級及以上職稱，人才隊伍專業化、職業化水平顯著提升。

（七）轉化載體能級持續提升

圍繞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需求，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基地、新型研發機構等載體建設深入推進，形成“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全流程支撐體系。

概念驗證中心聚焦早期科技成果可行性驗證，幫助科研團隊降低轉化風險，全國已建成概念驗證中心超過100家，累計驗證科技成果超5 000項；中試基地解決“實驗室成果”到“工業化生產”的關鍵瓶頸，2024年全國中試基地數量突破800家，覆蓋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等重點領域；新型研發機構采用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模式，成為科技成果轉化最活躍的載體，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武漢創新產業研究院、杭州光機所等成為典型代表。例如，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通過“合同科研、持股孵化”模式，累計轉化科技成果超3 000項。

（八）科技創業通道全面打通，產教融合格局初步形成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其配套文件鼓勵高校師生創業、科技人員創業，支持大學科技園、創業孵化園、高質量孵化器建設，推動科技創業成為成果轉化的重要渠道。大學科技園作為支持高校師生創業的核心載體，十年來累計孵化高校師生創業項目超3萬個，帶動就業超過50萬人。創業孵化園與高質量孵化器為科技創業提供空間、資金、政策等配套專業服務。高校周邊逐步形成產教融合區域與科教融合園區，如北京中關村大學科技園集群、上海張江高?？萍紕摌I園、大零號灣等，實現“教學—科研—創業”協同發展。

在企業培育方面，一批“大學系”上市公司脫穎而出，這些企業以轉化高?？萍汲晒闪ⅲ鸩匠砷L為行業領軍企業；在創業人才培養方面，高校通過開設科技創業課程、舉辦創業大賽、建立創業實踐基地等方式，培養了一批兼具科研能力與創業意識的復合型人才，推動科技創業生態持續優化。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成效顯著，但也存在不可忽視、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科技成果轉化效能有待提升，轉化質量與效率還不夠高

從轉化質量看，可轉化的高質量科技成果匱乏，大量科技成果停留在實驗室階段，成熟度低、市場適應性差，難以滿足產業化需求；從轉化效率看，科技成果從研發到產業化的周期較長，平均轉化周期達3～5年；從轉化效益看，部分轉化項目經濟效益不明顯，據調研，約40%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未能實現盈利，成果轉化對產業升級的帶動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此外，研究開發與科技成果轉化統籌不足也是導致效能偏低的重要原因。高校、科研機構在科研項目立項階段缺乏對成果轉化前景的系統評估，往往以“發表論文、申請專利”為核心目標，導致科研成果與市場需求脫節，形成“研發一批、閑置一批”的現象。

（二）政策法規落實還不到位，執行層面存在梗阻

雖然中央層面政策法規體系已基本健全，但在地方與部門執行層面仍存在“落地難、落實差”的問題。央地之間、東西部之間、行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部分地方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理解不深入、認識不清，在政策執行中存在“簡單復制、機械落實”的情況，未能結合區域產業特點制定針對性舉措；部門之間協同不夠，財政、稅收、國資等政策存在“碎片化”現象，如國有資產監管政策與成果轉化激勵政策銜接不暢，導致企業、高?？蒲袡C構在成果轉化中顧慮重重。

同時，政策宣傳與解讀不足也影響落實效果。部分科研人員、企業對成果轉化相關的稅收優惠、財政扶持、收益分配、產權管理等政策知曉度低，有關數據顯示，僅30%的中小企業了解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政策紅利未能充分釋放。

（三）企業的成果轉化主體地位尚未充分確立，國有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制度性障礙

企業的轉化主體地位雖有所強化，但仍需進一步增強。民營企業由于技術吸收能力相對較弱、資金短缺等問題，對科技成果的承接意愿與能力不足；中小企業在成果轉化中面臨“信息不對稱、對接渠道少”的困境，難以獲取優質科技成果。

國有企業仍存在明顯的制度性障礙。一方面，國有企業審批環節多、周期長，一項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從立項到落地平均需經過5～8個審批環節，審批周期長達3～6個月，難以適應市場快速變化需求；另一方面，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機制與成果轉化風險屬性存在矛盾，國有企業因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對科技成果作價入股、技術轉讓等行為持保守態度，轉化積極性不足。

（四）技術轉移體系仍處初級階段，技術轉移服務能力難以滿足需求

從技術交易市場看，市場規范化程度還較低，部分技術交易機構存在“重交易、輕服務”的問題，缺乏對科技成果的評估、對接、后續跟蹤等全流程服務；市場互聯互通不足，全國26家重點技術交易機構數據不互通、標準不統一，難以實現跨區域成果流動。

雖然技術經理人隊伍規模快速增長，但專業化水平還較低。部分技術經理人缺乏技術背景、市場經驗，以及談判能力不足，難以有效銜接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技術經理人行業規范尚未健全，缺乏統一的資格認證標準與職業行為準則，行業亂象時有發生。

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的專業化服務能力參差不齊。多數服務機構以“知識產權代理、技術對接”等基礎服務為主，缺乏科技成果評估、轉化路徑設計、投融資對接等高端服務。許多機構依賴承接政府活動或補貼生存，市場化運作能力不強，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五）金融體制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需求不匹配

當前金融體制還不能適應科技成果轉化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特點。從融資渠道看，科技型企業尤其是初創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依然突出，銀行貸款對科技企業的支持力度不足，據統計，僅15%的初創期科技成果轉化企業能獲得銀行貸款；股權融資、債券融資等直接融資渠道對科技企業的覆蓋度低，全國科技型企業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的比例不足5%。

從金融產品看，適應科技成果轉化的金融產品匱乏。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科技保險、科技成果轉化基金等產品規模小、覆蓋面窄，2024年全國知識產權質押貸款余額不足3 000億元，科技保險保費收入僅占財產險保費總額的0.8%；金融產品創新不足，缺乏針對概念驗證、中試等不同轉化階段的差異化金融產品，難以滿足全鏈條資金需求。

（六）轉化載體質量總體不高，數量與質量失衡

盡管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基地、新型研發機構等轉化載體數量快速增長，但“重數量、輕質量”的問題依然突出。許多概念驗證中心缺乏專業的驗證團隊與設備，驗證流程不規范，驗證結果科學性不足。很大比例的中試基地存在設備閑置、技術水平落后等問題，難以滿足企業中試需求。許多新型研發機構定位模糊，偏離“成果轉化”核心宗旨，存在經費來源渠道少、轉化能力不強、運作不規范等問題，轉化成效不明顯。

此外，轉化載體之間協同不足也影響整體效能。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基地、孵化器、新型研發機構等載體之間缺乏有效的聯動機制，難以形成“從驗證到中試再到產業化”的全流程支撐，導致部分科技成果在轉化過程中“半途而廢”。

（七）政策體系結構不平衡，市場導向與政府作用協同不足

當前科技成果轉化政策體系存在“供給側政策多、需求側政策少”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成果轉化政策主要聚焦高?？蒲袡C構的成果產出與轉化激勵，如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單列管理、收益分配等供給側；而企業成果轉化扶持、市場需求引導、應用場景開放、用戶風險補貼等需求側政策明顯不足，難以有效激發企業對科技成果的需求，導致“供給端有成果、需求端無市場”的供需不匹配現象。

同時，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與政府“更好作用”之間協同不足。一方面，部分領域存在“政府過度干預”的情況，如對技術交易市場的行政管控過嚴，影響市場活力；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務、風險分擔等領域政府作用發揮不足，如缺乏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公共服務平臺、風險補償機制，導致市場主體難以有效應對轉化風險。

三、若干建議

為更好鞏固已經取得的成績，破解存在的問題，建議啟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再次修訂：

（一）厘清核心概念內涵，避免政策錯配與執行偏差

明確科技成果、職務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內涵，避免因概念模糊導致政策錯配與執行偏差。例如，“科技成果”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不同條款中的內涵存在明顯差異，國家不同的政策文件對“科技成果”有不同的表述?！翱萍汲晒薄翱萍肌薄凹夹g”之間到底有何不同，尚沒有統一的規定。“職務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同樣的問題。建議盡管啟動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對“科技成果”“職務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轉化”給出更為準確的定義，避免政府部門及各地隨意解釋，隨意擴大或縮小其內涵，避免引起混亂。

同時，嚴格區分“技術轉移”與“科技成果轉化”的概念差異，兩者的政策目標與實施路徑不同，避免混淆施策。建議針對技術轉移與科技成果轉化分別制定專項政策，技術轉移政策聚焦“促進成果流動”，如完善技術交易市場、加強跨區域轉移合作；科技成果轉化政策聚焦“提升轉化效能”，如強化成果質量、優化轉化流程，確保政策精準性。

（二）推動財稅扶持政策平等覆蓋，消除主體間政策差異

完善財稅扶持政策，確保醫療衛生機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高?？蒲袡C構享受同等政策待遇。在稅收優惠方面，將醫療衛生機構的醫療技術轉化、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民營企業的成果承接項目納入稅收優惠范圍，統一稅收優惠標準；在財政扶持方面，設立統一的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補貼資金，對不同主體的轉化項目一視同仁，避免“重高校、輕企業”“重國企、輕民企”的政策傾斜。

同時，針對不同主體的特點制定差異化支持舉措。如重點支持醫療衛生機構加快醫療技術臨床應用轉化，建立醫療技術轉化倫理審查快速通道；優化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監管政策，簡化審批流程，建立成果轉化容錯糾錯機制；加大對民營企業技術吸收能力培育支持，提供技術培訓、對接服務等，提升民營企業成果承接能力。

（三）確立轉化載體法律地位，鼓勵和規范其發展

確立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基地、新型研發機構等轉化載體的法律定位，將其納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配套法規體系的規范，明確各類轉化載體的設立標準、運營規則、權利義務與監管機制。例如，明確概念驗證中心的公益屬性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的定位，規定驗證中心的設備設施配置標準、團隊資質要求、驗證流程規范；明確新型研發機構“成果轉化為核心宗旨”的定位，禁止偏離轉化目標的經營行為，實行淘汰機制。

同時，加強對各類轉化載體的質量監管與評估，建立轉化載體動態評估機制，以轉化成效（如成果轉化數量、經濟效益、就業帶動作用）為核心指標，推動轉化載體從“重數量增長”向“重質量提升”轉變。

（四）強化需求側政策，優化政策體系結構

加大需求側政策制定與實施力度。一是設立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對企業承接高?？蒲袡C構科技成果的項目給予扶持；二是定期發布“科技成果轉化需求目錄”，引導高?？蒲袡C構圍繞市場需求開展研發；三是通過政府采購、首購首用等政策，支持轉化科技成果的產品推廣應用。

通過各種方式或途徑，破解供需信息不對稱問題。搭建全國統一的科技成果轉化供需對接平臺，整合高?？蒲袡C構的成果資源與企業的需求資源，實現“成果上網、需求上線、精準對接”；鼓勵地方政府、行業協會舉辦成果對接會、專場推介會和路演大賽等，促進供需雙方面對面交流合作。

（五）健全勤勉盡責機制與政策澄清機制，保障政策有效落地

國家層面盡快建立科技成果轉化勤勉盡責機制，明確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技術轉移機構、專業服務機構、科技人員、技術經理人等在成果轉化中的責任邊界與免責情形。制定《科技成果轉化勤勉盡責認定標準》，對各類主體在轉化過程中“已履行合理注意義務、遵守法定程序”的行為，即使轉化失敗或有非主觀過錯，也不予追責，消除主體“不敢轉、怕擔責”的顧慮。

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法規澄清機制，及時解決政策執行中的模糊地帶與爭議問題。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定期收集地方、企業、科研機構在政策執行中遇到的問題，通過發布政策解讀文件、舉辦政策培訓、在線答疑等方式，及時澄清政策疑問。對爭議較大的政策問題，組織專家開展論證，提出明確解決方案，確保政策執行無偏差、不走樣。

（六）強化技術轉移機構與技術經理人法律地位，提升服務能力

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配套法規修訂中明確技術轉移機構與技術經理人的法律地位，將其納入科技服務業重點支持領域。明確技術轉移機構“專業化服務”定位，實行資格認定制度，允許其通過技術評估、咨詢服務、股權投資等方式實現盈利；支持技術轉移機構提升服務能力。

建立技術經理人資格認定機制與持證上崗制度。制定統一的技術經理人資格認定標準，涵蓋技術背景、市場經驗、職業素養等方面。設立技術經理人資格考試制度，定期組織考試，對考試合格者頒發資格證書。明確規定從事技術轉移服務的人員必須持證上崗，禁止無證從業，規范技術經理人行業秩序。同時，進一步完善技術經理人職業發展體系，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身技術轉移行業。

（七）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升金融支持能力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構建適應科技成果轉化特點和要求的金融支持體系。針對科技成果轉化不同階段開發差異化產品。建議推出“概念驗證保險”，為驗證失敗提供風險補償；開發“中試貸款”，給予優惠利率與政府貼息；推出“成果轉化債券”，支持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同時，建立科技金融風險分擔機制，設立科技成果轉化風險補償資金，降低金融機構風險。

（八）市場導向與政府作用協同發力，形成轉化合力

明確市場與政府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職責邊界，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政府更好作用。在技術交易、成果評估、企業承接轉化項目等領域，減少政府行政干預，放寬市場準入，鼓勵公平競爭，讓市場自主決定成果轉化的方向、規模與效率；在公共服務、風險防控、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加大政府投入與政策支持，搭建公共服務平臺，完善風險防控體系，為成果轉化提供保障。

未來，建議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十周年為新起點，聚焦問題導向、需求導向，持續深化改革，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高質量發展，為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撐。

本文來源于《科技中國》2025年第10期。吳壽仁，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級高工。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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