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秋的一個傍晚,北京中南海燈火稀疏。警衛員例行查房時發現,鄧小平的辦公室里只亮著一盞老式臺燈,柔黃的燈光罩住一疊批示文件。這盞臺燈并不起眼,底座略顯粗糙,燈罩甚至有幾道劃痕。六年后,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離世,一名多年隨行的工作人員才向外界透露:這燈原本屬于毛澤東,北戴河遺留下來,鄧小平用了十多年,從未想過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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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的流轉有跡可循。1954年夏,中央機關到北戴河辦公,毛澤東挑中這款臺燈,用到1976年。領袖逝世后,大多數物品被珍藏入庫,唯獨這燈沒被鎖進玻璃柜,而是被打印機旁邊隨手放著。1978年夏季,鄧小平重返領導崗位,去北戴河主持會議,隨手把它帶回北京,理由簡單:“能用就行。”自此,臺燈伴他度過改革開放最繁忙的歲月,一直亮到1992年他正式退居二線。
燈不過是一件小物,卻與鄧小平幾十年的行事風格暗合:能省則省,絕不搞特殊化。這份堅持并非晚年才有雛形,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16歲的鄧小平抵達法國蒙達爾紀工廠,白天推車裝鋼胚,夜里蹲在宿舍角落看法文版《共產黨宣言》。面包配冷水是常態,有活干就留,沒有活他就去火車站卸煤。那時,他寫信給同志:“勞動是學費,也得自己交。”
四年后,他奉命回國,從上海到武漢,從地下印刷所到租界弄堂,隨時面臨逮捕。一次夜里,巡捕在巷口亮起探照燈,他拉著兩名同志翻墻入菜地,鞋底被竹樁扎穿。事后有人勸他買雙好鞋,他擺手:“穿壞再說,錢留給印刷。”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與劉伯承率一二九師轉戰太行。1942年初,部隊駐沙河縣。獨立營司務長湊來一碗白面,想給首長改善伙食。鄧小平把碗推回去:“傷員更需要。”那天食堂只剩糊鍋巴,他就著雪水啃了兩塊,轉身去前沿檢查暗堡。作戰會議上,他常說一句口頭禪:“小米加步槍,一樣能打勝仗。”
長征途中,鄧小平煙癮犯了,掏出紙卷點燃干樹葉,有戰士笑他苦中作樂,他自嘲:“抽個味道,能跑山就行。”夜宿雪山腳,缺糧少柴,他講起家鄉四川的回鍋肉、辣子雞,戰士聽得直咽口水,饑餓感反而減輕幾分。軍醫后來回憶,這種聊吃的“心理戰術”比姜湯還管用。
1949年進北平后,生活條件驟然改善。有人提議給他在成都修祖屋,他拒絕:“讓鄉親住,別興師動眾。”即便如此,他對家人并不寬松。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夫人卓琳想買些綢緞做衣服,他擺手:“布票夠用,干部子弟別搶緊俏貨。”女兒鄧六六回憶:“父親常說,在臺燈下批文件是一種提醒——國家才真正重要。”
改革開放啟動后,各地請示繁雜,禮品堆滿辦公室,秘書不得不把特產一批批退回。一次廣東干部送來活龍蝦,鄧小平只看一眼:“帶冰箱里?不合適,退掉。”秘書低聲問:“不留一只嘗嘗?”他擺擺手,繼續翻閱經濟數據。
1992年春南方談話期間,他已八十八歲。許多隨行人員擔心燈光太暗,合力推薦一盞進口護眼燈,亮度可調、角度靈活。鄧小平摸了摸開關,笑道:“老臺燈還能亮,別浪費。”于是那盞帶木底座的舊燈遷到深圳七號樓,夜里照著他畫圈批示“關鍵在于改革”。
1997年,北京協和醫院。工作人員收拾遺物時,這盞臺燈依然能正常工作。有人建議交給紀念館展出,亦有人主張留在鄧家。最終,燈送入中央文獻研究室,底座木紋發暗,燈泡是普通白熾,開關已磨得發亮。負責登記的研究員寫下說明:毛澤東使用—1976;鄧小平使用—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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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臺燈的旅程,折射兩代偉人持家如一的作風,也提醒后人:艱苦奮斗從來不是口號,而是日常里的點點滴滴。燈滅了,但它投射過的光,早已寫進新中國的年代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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