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出賣同志后逍遙了十數年，副省長震怒：嫌疑那么明顯為何不查

1959年6月，時任山西省委副書記（有資料稱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副省長鄭林到劉胡蘭的老家云周西村視察，在得知文水相關工作人員對調查當年出賣劉胡蘭等烈士的叛徒的情況后十分生氣：

“石五則的叛徒嫌疑那么明顯，遠在湖南的陳德鄰同志都非常執著地進行反映、調查，你們就在文水，就在烈士身邊，竟然不吭不哈，讓叛徒逍遙法外，讓烈士含冤九泉。”

鄭林副省長口中所提的陳德鄰，是石三槐的外甥，而石三槐當年與劉胡蘭一同犧牲的的烈士，但在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背著叛徒的罵名。

為了查清楚當年的真相，陳德鄰前后跑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時間，這才洗清了三舅石三槐身上的叛徒之名。

1959年11月26日，文水縣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石五則死刑。

那么，也正如鄭林一開始強調的那樣，既然石五則的叛徒嫌疑很明顯，為什么還讓他逍遙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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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7日，文水縣解放后，殘害劉胡蘭等七烈士案也同時進入了調查階段。

事實上，對于當年突入云周西村制造血案的兇手，多數在解放前后就被捕，還有少數是在解放戰爭期間在戰場上斃命的。

不過，當年參與血案的直接兇手雖然都已經斃命，但關鍵的叛徒卻始終沉在水底。也因為這一歷史始終在迷霧中，1950年上映的電影《劉胡蘭》中，影射石三槐是叛徒。

圖|陳德鄰晚年

陳德鄰也是因為在1952年看了這部電影后，才持續的走上了調查之路。

事實上，石三槐的“叛徒”之名，恰是真正的叛徒石五則給的。

劉胡蘭七烈士犧牲的當天，被捕的人并不是只有七個，而是九個，根據資料記載，閻軍曾于1947年1月8日、1月12日，兩次突襲云周西村。

第一次突襲，抓了四個人，分別是石三槐（我方情報員）、張生兒（曾在我方文水縣公安局工作過）、石六兒（民兵）、石五則（農會秘書）。

第二次突襲，抓了五個人，分別是劉胡蘭、張年成、石世輝、劉樹山、陳樹榮。

以上九人中，最后活下來的就只有兩人：石五則、張生兒。

那么，敵人為什么單單放過這兩個人呢？

在文水解放后，時任文水縣二區區長的陳德照認為石五則、張生兒有投敵嫌疑，曾將兩人立案審查，因兩人百般抵賴，加上關鍵證據缺失，最終導致審查無果，只能將兩人釋放。

鑒于兩人情況比較特殊，專案組也并沒有什么好辦法，只好對兩人實施監視居住，期間始終致力于搜集證據。

石五則在其后很多年里，都稱石三槐是“叛徒”，給案件調查帶來了很多困難。

按說這也是件怪事，既然石三槐已經是“叛徒”，為什么敵人還會把他殺害？

1952年冬，已經擔任湖南永順縣縣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的陳德鄰（陳德照的弟弟）在看電影《劉胡蘭》的時候，發現他三舅石三槐被電影影射為是“叛徒”，心中義憤難平，后來還專門給一個姓梁的作者寫信詢問：

“誰給你們講我三舅石三槐是叛徒的？”

不久之后，作者回信：

“是你八叔和大舅母講的。”

陳德鄰對石五則一開始就是有懷疑的。

根據當時人的回憶，敵人1月12日突襲云周西村的時候，還帶去了四天前被捕的石三槐、張生兒、石六兒、石五則，其中石三槐、石六兒被打的遍體鱗傷，是被捆著帶去云周西村的，而石五則、張生兒則是走的去的。

石三槐被敵人押著到了村南大廟，所有的群眾都看見了，在石三槐說話的時候，石五則上前一棍子把他打暈了。在石三槐遇害后，石五則還跟大舅（陳德鄰語）解釋稱：“看三哥被打成那樣，真是恓惶，為了叫他少受些罪，我不得已給了他一棍。”

在劉胡蘭七烈士遇害以后，陳德鄰從根據地返回村子，他的八叔段占喜（被過繼出去了）告訴他，當天敵人想要殺的其實不是七個人，而是八個人，這里面就包括他，因為石五則跟敵人解釋“段占喜不是陳德照的叔叔，姓段不姓陳”，這才幸免于難。

陳德鄰很清楚的記得，石五則跟他們家是有過節的，在抗戰勝利初期，石五則還強行要把不符合標準的段占喜定為惡霸地主斗爭，而隔了沒幾年，石五則居然在刑場上把當初的“仇人”給救了，這一點顯得很不尋常。

段占喜是陳家人，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甚至于當年敵人突襲云周西村的時候，時任國民黨“復仇自衛隊”隊長呂德芳就是云周西村的女婿，段占喜是什么情況，他一清二楚，他為何會采信石五則的話，放過段占喜，這本身也說明有很大問題。

據段占喜的說法，當年石五則從刑場上把他救下來以后，他曾買了一塊羊肉、拿了五斤鹽送給石五則表示感謝，石五則也多次到他家里去，話里話外的意思就是，我給八路軍做了這么多年事情，將來敵人來了不會放過我，等你家侄兒（指陳德照、陳德鄰兄弟）回來的時候，把我也帶上山去，免得倒霉。

陳德鄰懷疑，石五則是在故布迷陣，利用段占喜“放長線釣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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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陳德鄰沒有辦法投入調查中。

一次機會，陳德鄰偶遇了原國民黨軍72師二一五團一營重機槍連上士文書王連成，此人是害死劉胡蘭等七名烈士的張全寶的手下。并深受張全寶信任

當時，王連成因為檢舉揭發了張全寶，得到了寬大，陳德鄰詢問他石五則的情況，王連成則明確告知，云周西村遇襲前，張全寶與石五則之間確實有很往來。

圖|張全寶

陳德鄰后來調查后發現，在劉胡蘭等烈士犧牲后兩天，石五則被釋放回家，手里還拎著20斤白面，他還特別叮囑妻子侯桂香說：

“一定要把白面藏好，因為這件事搞不好會殺頭的！”

不僅如此，同年2月，石五則在在當地的柜房里存入了50塊銀元，這筆錢和徐得勝（殺害劉胡蘭等烈士的兇手之一）“提供共產黨情況”的賞格數目一致。

根據這個情況來看，石五則甚至不是云周西村第一次突襲后叛變，而是之前就與敵人有聯系。

1957年夏（呂梁政協文章稱1956年），陳德鄰調任湖南吉縣縣委組織部部長（呂梁政協文章稱參加了湖南省舉辦的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學習），那年暑假期間，他回到山西文水老家。

陳德鄰先是走訪了八叔段占喜以及大舅母，從兩人口中得知，石三槐是叛徒的情況，是石五則四處傳揚的說法。

后來陳德鄰前往大象村（該村當年是閻軍駐地），找到了烈士石六兒的妹妹石玉貞（從云周西村嫁到了大象村）詢問：

“你六哥在大象村關了三四天，你見過你六哥沒有？你六哥跟你說過什么？”

石玉貞回答：

“一開始敵人不讓見，到臨死的那天（1947年1月12日） 早上，才讓給送些飯并見一面。飯是從窗戶上遞進去的，六哥看見我，只來得及說了句：“我和三爺（石三槐） 甚也沒說，五爺（石五則） 甚也說了。”

陳德鄰就此情況，也去尋了當年和石三槐、石五則一同被捕張生兒。

根據當時人的回憶，在被捕的九人中，只有張生兒與石五則活了下來。

面對陳德鄰的聞訊，張生兒一開始不敢說，在陳德鄰一再安慰下，才說出了實情：

“1947年1月8日，我和石三槐等人被抓到大象村后，先審的石三槐、石六兒，他們都挨了打。接下來，叫走了石五則，石五則還沒回來，就把我也叫去。敵人也沒怎么審我，就逼我跟他們到云周西村參與抓捕、殺害劉胡蘭等人，我始終嚇得不敢吭聲。站在一旁的石五則對敵人說：‘張生兒沒問題，我兩個肯定好好配合。’我還是沒有吭聲，是石五則把我拽回了監舍。1947年1月12日，敵人把我們帶回云周西村，我雖沒有直接參與抓捕、殺害劉胡蘭等七烈士，但為了保命，手里被迫接過了敵人給的棍子，嚇得渾身發抖，挪不了步。正因為心里有愧，所以劉胡蘭被害后，我就窩在家里甚也不敢說。石五則在村里胡說石三槐出賣了劉胡蘭，我也不敢出來揭發。”

陳德鄰回到湖南后，將自己認為的疑點以及當事人的回憶整理成一份材料，除了自己留的一份以及給二哥陳德照的一份，其他的分別寄給了中共中央華北局、共青團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榆次地委（當時文水縣屬榆次地區管轄）、中共文水縣委、中共云周西鄉黨委。

一開始，材料寄出去以后，彷如石沉大海，只有榆次地委給了回信：

“所反映情況很有價值，將嚴肅對待。”

陳德鄰后來一直寫信，催促，詢問，一直到1958年后半年，在中共中央華北局指示下，專門成立了破案組進行調查。

1958年12月29日，文水公安局將調查結果上報給了汾西縣政法辦公室（當時文水縣、交城縣、汾陽縣合并為汾陽縣），第二天又補送了一份材料，但因汾西縣政法辦公室擱置，未能及時處理。

劉胡蘭等七烈士遇害一案震驚全國，引起了有關部門領導重視。

1959年，時任山西省文化局局長賈克到文水訪問云周西村，得知劉胡蘭案有關情況后，給文水縣委（1959年9月三縣分置）寫了一封信：

“不應該忽視陳德鄰同志的反映。”

時任省委副書記、副省長鄭林對此案也很關注，在他要求下，陳德鄰被從湖南調回文水，并連續開了一個月的座談會，會后文水縣公安局專門成立了調查組，再進行深入的調查核實。

通過對王連成、張全寶等人供述材料，基本確認石五則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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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資料記載）

1959年8月初，劉胡蘭的繼母胡文秀向專案組反映了一個情況：

“我在以前就經常聽到小蘭他們與石五則吵架，石三槐說石五則思想不正確，要不你們去石三槐家看看吧？說不定他有相關證據。”

專案組為此專門去了一趟烈士石三槐的家，盡管已經隔了十幾年，烈士的家已經很破舊，但是專案組還是從一塊石板下面，找到了一疊材料，有關石五則的過往這才真相大白。

1946年12月，云周西村黨組織配合武工隊對反動地主、村長石佩懷進行鎮壓的時候，與石佩懷有親戚關系的農會秘書石五則強烈表示反對。

石五則之所以話語權比較重，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云周西村首批入黨（1939年）的黨員。

后來是劉胡蘭等黨員據理力爭，石佩懷才被武工隊判處死刑，事后石三槐通過調查發現，石五則不光是因為親戚原因才為石佩懷求情，而是私底下接受了其賄賂。

石五則在被揭穿受賄后，曾苦苦哀求，石三槐動了惻隱之心，沒將此事上報。

此后石五則變得意志消沉。

根據資料記載，石五則長期與村子里一名寡婦私通，該名女子曾在給戰士們做的草鞋中缺斤少兩被劉胡蘭發現，而石五則長期包庇，拒不上報，之后劉胡蘭、石三槐發現了兩人的關系后，決定上報，石五則受到紀律處分，被開除黨籍和職務。

1959年9月9日，石五則、張生兒被捕，在專案組審訊中，石五則坦承自己為泄私憤而出伙同張生兒出賣劉胡蘭、石三槐等人。

石五則在被開除黨籍以及職務后，一直懷恨在心，他于1946年10月找到了在閻軍三十七師搜索的特務劉樹旺，劉樹旺通過本村地主石廷璞將他引薦給大象村的敵奮斗復仇隊隊長呂德芳。

從此以后，石五則徹底叛變，他對敵人提供了許多有關云周西村黨組織活動的情況，也正因為如此，敵人在1947年1月初兩次突襲云周西村才能得手。

根據呂梁政協刊登的文章《陳德鄰同志的傳奇人生》，專案組在調查過程中還找到了石五則在敵營的口供一封，按原文摘錄如下：

問：“你在村里當農會秘書，干些什么？”
答：“領導群眾回贖土地，斗爭地主。”
問：“斗爭了誰家？斗爭出些什么東西？”
答：“斗爭了石延璞、石延玉、石汝芳；分了人家的土地、糧食、家具……”
問：“你村領導斗爭的還有誰？”
答：“還有婦救會秘書劉胡蘭，村長石居仁和白裕河。”
問：“你是共產黨員嗎？”
答：“我是。”
問：“你村還有誰是共產黨員？”
答：“有劉胡蘭、陳德照、石世芳。”
問：“劉胡蘭在村里干過什么工作？”
答：“發動群眾做軍鞋、紡棉花、看護八路軍傷員，還給八路軍送情報。”
問：“石三槐和石六兒是干什么的？”
答：“石三槐是八路軍的公人，他是陳德照的三舅，石六兒是八路軍的民兵。”

1959年11月26日，文水縣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石五則死刑，張生兒因為罪行不重，加之在檢舉揭發過程中有立功表現，因此從輕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石五則被判處死刑后，一直不服判決，多次上訴，為了不造成冤假錯案，專案組投入極大的精力，先后調查了數年，坐實了石五則叛變的情況。

1963年2月4日，石五則被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