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代號X間諜落網背后的驚人真相（一）

1950年12月1日，上海。

就在昨天午夜，華東公安部華東特案組特案組長焦允俊和副組長郝真儒被緊急喊到特案組辦公駐地，原來上級接到一份絕密情報，情報的大概內容是：有自稱“X”的不明身份之徒與臺灣的特務機關聯系，要籌劃組建一個成員達上百人之多的匪特武裝組織，自稱是“品字三方會”。目的是配合蔣介石利用朝鮮戰爭發動的“反攻大陸”計劃，而自稱“X”的特工向臺灣“國防部二廳（軍統）”主動提出請求，愿意給他們提供武器彈藥、活動器材和經費，并組建“品字三方會”。

華東公安部以及華東特案組高層認為這份情報的真實性指數比較高，因此上級要求特案組長焦允俊迅速破壞并緝拿代號“X”的特務頭子和他的組織。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在華東特案組虹橋路駐地，以焦允俊為首的七名警察及內勤鐘思捷齊聚會議室，來共同商議如何破案。焦允俊首先把情況簡述一遍，但“X”是一個人，也可能是幾個人卻不得而知。至于活動范圍只知道是在上海、南京、杭州之間的三角一帶，至于其他則一概不知。

特案組一共七名特工，除了焦、郝兩個領導，另五位是支富德、沙懋麟、張寶腎、孫慎言、譚弦。能夠成為華東特案組的高級特工，可想而知都是地下黨出出身，但面對如此復雜案件，真的是很難偵破，用支富德話來說就是：“這讓咱們怎么調查呢？”

雖然特案組不知道情報的來源，但基本上都認為這條情報很有可能是潛伏在臺灣的情報工作者提供的。按照規定，這些打入敵人內部的情報工作者，都是根據自己所接受任務的類別收集情報的，如無上線領導的指令，即便遇到很有價值但非自己分工范內的情報，也不會越界伸手。否則，那就是違紀。

當時，華東公安部高層事先已經對這份情報進行過詳盡剖析，上級昨晚召見特案組焦、郝二領導時，使用了“匪特”這個詞匯。所謂“匪特”， 是當時我方相關部門內部使用頻率比較高的一個自創詞匯，其意思是指這些人原是土匪身份，在解放前后與國民黨特務組織搭上關系，接受特務組織的領導，由特務組織提供武器彈藥、活動器材和經費，其所有行動都是為特務組織的目的服務。

特案組偵查員據此分析認為，那個“X”要想在上海、杭州、南京這么大區域內聯絡同伙，組建“品字三方會”，要付諸實施，那需要耗費的精力、財力以及工作量將是巨大的，所以這個“X”應是數名骨干分子的組合，是這個“品字三方會”的核心領導層，其身份應是曾經活躍在長三角區域的土匪或江匪、湖匪當中的頭目，還有一種可能是，在解放江南的戰斗中被打散的國民黨部隊的軍官、與組織失去聯系的特務，以及逃亡的惡霸地主等骨干組成的特務組織。至于“X”計劃召集的上百名團伙成員，其成分基本上就是兵、匪、特的組合。

“X”將采取何種方式組建“品字三方會”。特案組成員推測，現在全國基本已經解放，治安狀況明顯好轉，更何況如今廣大人民群眾都已被動員起來，積極參與群防群治，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工作，那防范意識不是一般的強。由此可以判斷，“X”雖己開始組建團伙，但是距離完成還需要一段時間。

從具體聯絡方式上來說，“X”首先要前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與以往的同伙取得聯系，達成共識，將發展成員的任務下達給對方，由對方負責在其所在區域發展成員。這種活兒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完成的。何況要拜訪的對象還不是一個兩個。若是進行“X”那樣的“大事業”，難度就更大了，其拜訪的那些對象中有不少人迫于新政權的壓力，前往公安機關作了登記，已經被列為內控對象，“X”之流若是貿然登門，說不定就被群眾舉報了。

在這種情況下，眾人形成了一個共識：“X”一伙為了達到目的，其“核心”成員最近肯定會頻頻出動，離開自己的居住地，前往外埠旅行。關注到這一點，就能在接下來的調查中發現線索。當時政府對于流動人員是非常注意的，公安局、派所經常接到群眾報告稱發現特務，連小學生也學會了對形跡可疑的陌生人進行跟蹤。

由此引申，大家認為從郵檢、派出所臨時戶口申報、轄區居民外出旅行以及在押人犯最近的動態的關注等有助于獲得相關線索的渠道。正議到這兒，負責會議記錄的內勤鐘思捷忽然舉手表示，我這兒有個情況要反映，再就是我想稍稍離開一下可以嗎？”

主持會議的郝真儒點頭同意：“那就暫時休會，大家也休息一會兒。”

那鐘思捷要反映的是什么情況呢，原來今天一早她起床后，因為她不是特案組成員，所以無需參加晨練，于是她就把華東公安部專職機要員一大早送來的那包郵件打開，分門別類作了處理。根據職能分工，她有權拆閱其中幾份機密郵件，并必須在午前把郵件簡況向焦允俊匯報。

由于蔣瑛臨時有事叫她過去相幫，今天她只拆閱了那份每天都必須首先開拆的《敵情通報》，她把文首的“簡況摘要”瀏覽了一遍。憑著過硬的記憶力，小鐘就可以把內容梗概向領導進行匯報了。

剛才在會上，她負責記錄大家的發言，聽到決定采取的諸條調查措施時，馬上聯想：《敵情通報》中提及的一個情況：前天，松江縣政府因市政工程需要，臨時向縣看守所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前往本地醉白池公園勞動，其間，發生人犯襲警脫逃事件，導致兩名警察不幸犧牲，案犯脫逃，現正警方在追捕中。

案犯名叫曾涉川，系太湖慣匪，三天前在乘坐滬杭段列車時與旅客發生爭執，曾涉川將對方打傷，被聞訊趕到的乘警扣留。火車松江站停車上下客時，曾涉川及隨行旅伴史某一起被移交松江警方。按照慣例，在未曾確認被扣押者的身份時，派出將其寄押地方看守所。當時，曾涉川并未暴露其慣匪身份，本人還具有嵊泗縣的居民身份證明，其毆斗后果不算嚴重，而且地方上無權處置，看守所就按照規定收押了。

11月29日，松江縣政府跟公安方面聯系，臨時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作為整治園林的勞動力使用，獲準后，曾涉川與一同被收押的史某被視為“輕罪人犯”，且身強力壯，就被開出去參加勞動了。沒想到，曾涉川居然襲警逃脫。

眾人聽鐘思捷如此這般一說，都認為這個情況非常重要。焦允俊表示，這人身手還挺利索的，竟然殺了兩個！于是讓人找來此時人資料查一查。

據資料記載，曾涉川，現年38歲，讀過私塾，喜好練武，生性兇殘，十八歲上因搶劫作案時出了人命，遂入太湖匪伙。后與人合伙起香堂，名曰“品字堂”。抗戰時，加入日偽政權的“清鄉團”，抗戰勝利后，“品字堂因附逆危害國家，被定性為“漢奸團伙”，被國民黨軍隊清剿，可曾涉川下落不明。“品字堂”就此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了。

專案組認為，曾涉川估計已經洗白了身份。此次從上海北站搭乘赴杭州的火車，很有可能是去跟杭州同道會面，聯絡以前的黑道朋友，為組建“品字三方會”而奔走。而其過去的團伙名曰“品字堂”也是眾偵查員懷疑的理由之一。

但問題是，曾涉川已經改名換姓、洗白身份可是在《敵情通報》中，卻提及其本名“曾涉川”，這是怎么回事呢？經向松江方面打電話進行了解后得知，當時鐵路公安開出的單子上名叫“褚飛帆”，但經人檢舉，才得知此人是通緝逃犯曾涉川，所以上報的材料中就寫了他的真名。焦允俊說：“既然眼下沒有關于‘X’的其他線索，那就先從這個曾涉川調查開始吧。

第二天，。郝真儒、沙懋麟、譚弦三人前往松江專署公安處看守所。松江警方介紹了此案的初步情況：

三天前，即11月28日下午兩點左右，上海開往杭州的一趟慢車途經松江站停車時，當地警方辦理了對曾涉川（自報姓名褚飛帆）、史阿根的收押手續。派出所對他們分別進行訊問。曾涉川承認在列車上與旅客薛某發生爭執，薛某可能是喝了酒的緣故，先動了手；史阿根上前阻攔，被薛一拳砸破鼻子，血流不止。曾涉川忍無可忍才還的手，但出手過重，把對方的手臂弄傷了。后經旅客中的醫生檢查，薛某手臂骨折。乘警遂將他和史阿根扣留。

訊問記錄顯示，褚飛帆，三十八歲，無錫縣人氏，少年拜師學了木匠活兒，滿師后即以木工為業。抗戰勝利次年，他在上海開了一家木器店，名曰“褚記木器店”，褚飛帆一直守法經營，沒有任何不良記錄。這次褚飛帆前往杭州，是為跟茶莊聯系明年春茶供應時的茶葉包裝盒業務。

至于被警方認為是其同伴的史阿根，褚飛帆稱并不相識。他和薛某發生爭吵時，史上前勸解，薛某卻不分青紅皂白，連史一起打了。

史阿根，二十八歲，家住浦東南匯縣周浦鎮，是為勸架受傷的局外人，史阿根說是做土特產小生意的。這次，他是去杭州進貨，為新年的年貨供應做準備。據史阿根稱，他跟動手打架的兩個人都素不相識，直到進了派出所，也不知道跟他一起進來的這位姓甚名誰。至于勸架，那是他為人熱心。如果下次再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是不會亂出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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