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許世友見到毛主席跪地大哭，毛主席問：你去大別山做甚？

南京軍區老樓墻根下，1967年1月的漿糊桶還冒著熱氣，大字報一張蓋一張，漿糊沒干就被人撕下換上新的，紙屑像黑雪。許世友每天上班路過，腳步咚咚，像擂鼓，眼睛不斜，卻數得清有多少張寫他名字。辦公室的門縫每天塞進來一沓匿名信，信封薄得透光，字卻寫得斗大，像要跳出紙面砸人。副官王輔一后來回憶，將軍把信摞成一疊，拿部隊印地圖的銅鎮紙壓住，鎮紙重三斤，信越壓越高，像隨時會炸的炸藥包。第七天傍晚，他忽然說：“去大別山打獵。”專列夜里開，車窗全拉簾，沒人問去哪兒，也沒人敢問。

大別山的冬天濕冷，霧把槍管都裹出一層水膜。許世友沒帶獵槍，帶了三十六個兵、一把鋤頭、一摞加密電話記錄本。山洼里的荒坡先被砍出“V”形口子，再翻成“田”字格，土里的石頭比土多，鋤頭崩得火星四濺。他卷著褲腿，膝蓋舊傷鼓包像塞了只雞蛋，蹲不下去就跪著點種，玉米籽排成隊，像當年排兵布陣。夜里電話機掛在松枝上，耳機里南京口音報告“今天又有三批人找你”，他“嗯”一聲，轉頭讓警衛把《矛盾論》第17頁折個角，畫一道鉛筆線：“這段我明天講。”三個月，地整出二十七畝，紅薯秧子蓋不住石頭縫，像地圖上的未定國界。

八月，張春橋坐著吉姆轎車進山。山路十八盤，張一路吐，下車時臉比紙白。許世友正蹲在地頭啃生紅薯，皮沒剝凈，嘴角沾泥。兩人對視，沒握手，張遞過中央文件，許用袖子擦手，接過來，先瞧落款處那枚朱印，再看正文，折好放口袋，說了句：“走吧，別讓主席等。”車掉頭時，山坡玉米葉子嘩啦啦響，像鼓掌，也像起哄。

中南海菊香書屋的燈泡瓦數低，黃光打在人臉上像舊照片。許世友進門時眼淚已經憋在眼眶，啪嗒一聲砸在地板縫。毛主席遞給他一條延安時期用過的毛巾，布面起毛，顏色像干血跡。沒說“委屈”，也沒說“別哭”，只拍拍他后背：“世友啊，你還是那個脾氣。”聲音不高，尾音拖長，像把三十年前延安窯洞里的回聲重新拉出來。半個月里，兩人吃過五次晚飯，三次紅燒肉，兩次菠菜豆腐。菠菜老，嚼得沙沙響，毛主席把根都夾給他：“吃根，有勁。”談話沒記錄，后來有人追問，許只回一句：“主席問我玉米畝產，我說四百斤，他笑，說能收五百。”

回南京的火車上，他把那本折了角的《矛盾論》還給秘書，書頁里夾著大別山的地頭土，碎成粉末，一抖就飛。以后每年八月，南京軍區農場都會收到一包從廣州寄來的紅薯種，信封落款只寫“許”字，一筆一畫，像刀刻。沒人再提那三個月，但老樓墻根下的漿糊桶一直用到七十年代末，桶底結了一層黑痂，鏟都鏟不掉，像那段日子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