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第一年，打擊完敵特后下一步干什么？

共產黨在上海首先是穩定市面，打擊敵特，下一步就是搞好經濟。

陳毅、饒漱石到了上海，要執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一切民族資產階級只要是愛國的，都要團結他們，都要跟他們一起把工作做好。于是陳毅、饒漱石就接見了40多個上海的資本家代表，好言相勸：你們放心，共產黨肯定會幫助你們的。這些資本家一看共產黨對他們這么好，馬上表示一定開工。

但這些資本家就真心擁護共產黨？也不一定。他們是腳踩兩只船，國民黨確實不行，讓人失望，但是共產黨他們也未必信任。這些人在上海解放之前，都是騎著墻兩頭看。比如榮家，榮家開家族會議，榮德生老爺子說：我不走，我這么多產業，我要等著共產黨來。榮家其他的兄弟都說得走。于是榮家分兩半，無錫的產業榮德生老爺子管著，上海的申新紡紗廠和面粉廠榮毅仁少爺管著，其他的幾個兄弟把主要的資金、機械設備全都搬運到了中國香港地區和泰國，在那里重新開廠。這非常符合上海資產階級的特點，他們對于共產黨還要觀望。

共產黨進入上海以后，第一條就是要讓上海的工廠重新運轉，但只這一條就非常不容易了。因為上海過去是一個外向型的城市，所有東西都是進出口的，上海的老人都知道，他們吃的米不是國產品，是暹羅米、越南米。工廠里用的棉花不是國產棉，是澳洲棉、美國棉，這些進口棉花質量又好，價格又低，所以上海的紡織業非常發達，紡織的成品不斷銷往國內市場，還有很大一部分銷往國際市場。但是國民黨撤出之后，駐軍舟山，派海軍封鎖了長江口，還在長江口布水雷，這一下所有的外輪都進不來了。于是陳云就來到了上海，主持上海的財經工作會議，把外向型經濟轉為內向型經濟，從解放區其他的地區大量地調米、調煤炭、調糧食，來維持上海的生活以及生產的運轉。比如說上海的面粉廠生產的面粉質量特別好，但是沒原料，美國的小麥進口不了，于是把北方的小麥一包一包、一船一船地運到上海，首先讓那些面粉廠開工。這些面粉廠磨出來的面粉，不但供應上海市場，還要供應國內市場。共產黨就大量地調進米、煤、棉花等原料，公家調的糧食都是平價，都是為了讓老百姓能夠過好日子，上海的商人一看又有利可圖了，于是就大量地搶購囤積，不去搞生產了，把剩余的資金都拿來存貨了。共產黨的糧食一進上海，這些商人馬上就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買，囤在倉庫里等著漲價，牟取暴利。

到1949年10月，又一場嚴峻的斗爭打響了，即米棉之戰。陳云是上海人，他對上海的商人、資本家可以說是了如指掌。他說這些人貪婪的本性、投機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共產黨要不給他們點厲害，上海的市面穩定不了，物價穩定不了，生產也穩定不了。所以陳云在上海運籌帷幄，要跟資本家打一場大戰。他調集全國的物資、糧食，用各種手段源源不斷地運進上海。火車運，輪船運，甚至是汽車運，以保證公家的商店天天有糧食出售，而且還天天降價。上海商人一看太高興了，公家的商店里天天賣糧食，于是天天進貨，這樣商人的資金很快就用光了。商人資金用光了就去找錢莊，上海有好多錢莊，就是今天的小額貸款公司。他們借高利貸，然后繼續吃進，想等著共產黨沒糧食了再往外拋，賺大錢。當時瘋狂到什么程度，有一個詞叫日拆，就是借你的錢按天算利息，我今天借了錢買了糧食，打算明天就拋出去，還高利貸。陳云不斷地調糧食，還讓北京、天津共同制造出一種假象，在北京天壇廣場上拿席子搭大糧垛，往糧垛里面堆糧食，表示共產黨的糧食多得連倉庫都放不下了，都放在露天倉庫里了。商人一看共產黨糧食這么多，而自己的資金都沒了，又欠了高利貸，糧食拋不出去怎么辦？終于自己的倉庫也填滿了，資金也用光了，高利貸也付不起了，最后只能割肉往外吐。打了十幾天的米棉之戰后，陳云把物價穩定住了。

上海的物價開始回落，物資供應趨于穩定，商人們賠了大本吃了大虧，這下都老實了。一聽說上海的市場開始回落，資本家都開始往外吐糧食、物資了，陳云真是擦了一把冷汗。共產黨的物資也是有限的，我們也不可能源源不斷地調動，如果再堅持一個禮拜，商人還在那扛，物價就要崩潰了。

這一仗打勝之后，陳云得出了幾個重大的教訓。第一，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物資，不能掌握在個人手里。糧食、煤、棉花都是老百姓必需的，如果掌握在個人的手里，他們就要興風作浪，操控物價，所以這些物資一定要掌控在國家的手里。所以陳云就萌生了一個統購統銷的設想，以后這樣的物資都要由國家來統購統銷，都由國家來統一調配。所以，1949年以后，我們就實行了糧食、煤炭的計劃供應，國家專營。農民不能再自由買賣糧食，都得交給國家的供銷社，然后由國家來統一調配糧食，滿足各地的供應，穩定物價。后來就實行了票證供應，國家就開始有了糧票、布票，上海就開始有了工業券等等。采取按計劃供應的方式完全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沒有足夠的商品供應社會，這是迫不得已的。不但如此，糧食、棉花、煤炭我們要掌握，一些重要的其他物資也必須由國家來掌握，比如說鹽、煙酒，甚至像豬鬃這樣的東西都得由國家來掌控，當時做牙刷、做各種刷子都得用豬鬃，連這些東西都要由國家來專營。陳云一下就在國內建立了幾十家專業公司，比如煙草公司、糖業公司、鹽業公司、酒業公司、土特產公司，都由國家來收購、專營，這樣就徹底斷絕了私人操控市場、操控物價的可能性。

第二，金融得由國家來專營。一開始在上海打銀元之戰，然后又打米棉之戰，都是因為資金。資金要是動來動去，國家掌控不了，經濟就穩定不了。怎么辦呢？金融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管理。首先，美元、銀元、黃金不能在市場上流動，一律要歸中國人民銀行。其次，徹底廢除私人錢莊，私人錢莊成天高利貸放來放去，擾亂金融。最后，資本家既然能興風作浪，說明手里還有余錢，正好國家缺錢，我們發行公債。當時1949年解放戰爭正在進行，國家需要大量的錢，但是許多地方還沒有恢復正常生產，所以國家只能印票子，那會兒人民幣一開始也是5元10元的，后來很快就變成1萬元一張的大票子了，這就是通貨膨脹。國家不能只印票子呀，得想法從民間收集一些資金。毛澤東覺得這事風險好大，問陳云發行公債到底行不行，國家還不還得起。陳云就給毛澤東做工作，說發公債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有這個先例，都是拿它作為啟動國家建設的資金。于是毛澤東就批準了發行國家公債。通過發行公債，社會上的流動資金進一步地收到了國家手中。這是國家進行的經濟控制。

第三，統一財政。新中國的經濟不能像過去的解放區經濟那樣各自為政。過去干革命的時候，中央不給你發錢，全靠各解放區自己籌錢，自己去辦商業，養活軍隊，養活根據地，紅軍時期就是這么干的。到解放戰爭時期，東北解放區是一塊，晉察冀是一塊，山東是一塊，中原是一塊，自籌資金，自行發展，所以這樣就出現了很大的不平衡。東北要人有人，要錢有錢，所以林彪的東北野戰軍能發展到100萬人。山東老區也大，經濟也比較富裕，華東野戰軍能發展到70多萬人。但是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一共不到10萬人，陜甘寧窮得叮當響，所以解放區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是非常不平衡的。這樣各解放區都有自己的財政，各解放區都有自己的金庫，中央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有錢沒錢。陳云調物資的時候，有些地方就不聽話。所以陳云就考慮一個大問題，要財經統一，不能地方各自為政。這個事毛澤東也早就感覺到了。1947年解放戰爭進行到第二年，毛澤東統計了一下，東北解放區、山東解放區大仗打得熱火朝天，一共俘虜了國民黨的70多名將官，但是華北野戰軍聶榮臻的部隊只俘虜了一名國民黨的少將，還是個團長。于是毛澤東就嚴厲地批評華北，戰斗為什么打得這么差。朱德和劉少奇要到西柏坡，毛澤東就悄悄地給朱德一個任務，去看看華北解放區是怎么打仗的。結果朱德到華北視察，馬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說聶榮臻的部隊每個團都在做生意，每個團都開商店。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大生產形成的局面。當時晉察冀做了不少生意，跟敵占區做貿易，也掙了不少錢，為陜甘寧邊區作了很大貢獻。但是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各個團還在做生意，一個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做生意的、搞生產的，團長、政委每天晚上都得算賬，這樣的部隊哪還能打仗啊。朱德說，要割尾巴，把經商切開，所以反對軍隊經商是從朱德1947年視察西柏坡后開始的。這樣的話，把尾巴切了，各部隊精簡了，戰斗力加強了，然后才打了個清風店戰役，把國民黨的軍長給俘虜了。新中國成立了，不能允許各解放區搞獨立的經濟。陳云下令統一財政，把各解放區的賬本都交上來，小金庫都交上來，干部統一調配。這樣就形成了全國一盤棋。陳云借鑒上海的經驗，反思出了這么幾條，就形成了新中國的經濟模式和經濟體制。

所以陳云來上海打經濟戰，不光是解決上海的問題，還要以從上海取得的經驗來指導全國。毛澤東覺得陳云這個人真能干，稱贊陳云。后來我到陳云紀念館一看，他有個綽號叫“共和國掌柜”。這就是陳云在1949年表現出來的經濟方面的特殊才能，也表現出共產黨能夠戰勝上海最精明、最狡猾的資產階級。所以說共產黨在上海對資產階級一方面是團結，另一方面是統戰。統戰就是有統有戰，不能是只統不戰。當時為了維護上海的生產，為了上海能夠發展起來，陳云在上海坐鎮，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也提供了很多的扶助措施，就是為了讓上海的工商業能夠重新振興，要讓上海變成一只生金蛋的母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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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進上海的時候，顧準被任命為上海的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饒漱石就找顧準長談了一次，讓他到上海之后，一定要好好抓上海的稅收和財政，要為新中國提供經費。顧準接管上海財政局，問國民黨的時候是怎么納稅的，得到的回答是從工廠到煙雜店，都是在稅務局填一張卡片，在這卡片上寫工廠的規模大小、資金多少，每個月的利潤是多少，然后國民黨的財政局就按這個來算稅。顧準一看，有7萬多張納稅卡片，上海的錢真多，于是就繼續按國民黨的方法納稅。顧準認為中央下達的財經任務，輕而易舉都能完成。陳云到了上海，一聽顧準這么收稅，嚴厲地批評了他，讓他重新調查，重新登記卡片，去調查第一手的情況。顧準派了財經干部下去，走街串戶地調查，核實納稅卡片的情況。結果7萬多張卡片變成了13萬張卡片，一下子多出那么多的納稅戶來，可見國民黨當年偷稅漏稅是多厲害。陳云還問顧準怎么收的稅，回答說卡片上填的什么情況，就是什么情況。陳云說，不行，你得找群眾評議，到棉紡廠問工人，廠子一年能生產多少東西，有多少產值，群眾評議才能算數，資本家自己能說老實話嗎？然后陳云就讓顧準建立巡視和稽查制度，辦好多稅務所。稽查不斷地向企業問，這個月情況怎么樣，那個月情況怎么樣，多掙多納稅，少掙少納稅，這是掌握實際情況。所以我們做了那么多團結資本家的工作，幫助上海恢復經濟工作，終極目的就是要讓上海產生財政稅收，給新中國輸血。顧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趕緊補充新的財政辦法，制定新的財政稅率等等。從那時候開始，上海就變成了新中國一只生金蛋的母雞。

老年人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前，上海每年向中央交的財政稅收占全國GDP的30%~40%。但在“文革”結束的時候，上海房子那么擠，很多人住一間房，后來又開始票證供應。其實上海真的那么缺東西嗎？有多少商品都是上海生產的呀。但是電視機也要票，自行車也要票，手表也要票，都是上海在勒緊自己的褲腰帶為國家作貢獻。中央為什么如此重視上海？就是因為上海在中國的經濟地位是第一位的，舉足輕重。

顧準當了財政局局長、稅務局局長，也顯示了他特殊的才能。我們知道上海有很多洋樓，這些洋樓都是外國人的地產。上海的發展是在20世紀初，當時最大的產業就是房地產。洋人在外灘紛紛蓋起大樓，上海立刻變成了東方第一大都市。當時上海有兩個房地產大亨，都是猶太人，一個叫哈同，一個叫沙遜。他們倆的模式就是買地。他們看準了一塊地，認為這個地方是要升值的，便把這一大片地都買下來，然后蓋樓，蓋完樓之后出租給商戶，他們坐收地租，大概十年之內就能收回成本，以后就是凈賺。在他們兩個人的炒作之下，南京路變成了第一條繁華大馬路。沙遜就在外灘蓋起了沙遜大廈，1926年落成，當時是全上海最豪華的大廈。沙遜當地主，把樓租給了華懋飯店，華懋飯店是紐約五星級的品牌，在上海開了一家后，各路的富豪富商、國際名人都入住這個華懋飯店。沙遜于是又蓋了茂名公寓、河濱大樓等等。中國人一看外國人這么好掙錢，便也投資房地產。上海的四大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先施公司，都是中國商人投資的。國民黨政府要投資蓋一個中國銀行，就在沙遜大廈旁邊。外灘不是洋人地產嗎？我們怎么在這里有地皮呢？這塊地方原來是個矮樓，叫德國總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德國的房產都歸中國政府了，于是德國總會就變成了中國的地產。中國要蓋中國銀行大樓，設計34層，比國際飯店還高，要蓋成遠東第一樓。沙遜不干了，說你不能壓了我的風水，于是向工部局提出控訴，結果工部局是按照治外法權處理的，說沙遜勝訴，于是中國銀行的樓層高度一下被削掉了三分之一，最后比沙遜大廈低20厘米。這是中國人的屈辱。

到上海解放了，共產黨進來了，這些洋樓我們通通認為是帝國主義特權的產物，要怎么收回它們呢？毛澤東說，我們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我們跟外國還要做生意，所以不能搶奪，得有合法的辦法。顧準作為稅務局局長，就想合法的辦法，他把租界房地產的檔案搬出來，看到洋人在上海的土地法規和房產法規是非常嚴密的。因為上海房地產大發展，洋人制定了很多的法規，比如說地價按塊論價，外灘地皮什么價錢，徐家匯的地皮什么價錢，分了90等，分得很細。然后大樓蓋起來了，你要收地稅，你還要收房產稅，洋人早就開始收房產稅，因為地稅和房產稅是租界最大的一份收入。洋人這么干，那我們也能這么干。于是顧準就制定了新上海的房地產政策，對洋人的房地產，我們要征收地稅和房產稅，而且稅率比洋人定得還高，按月交，付不出就得交滯納金罰款。這一下把沙遜給治慘了，華懋飯店原來是天天客滿，共產黨接收了上海之后，國民黨把長江口封鎖了，把沿岸也封鎖了，國際貿易沒有了，外國人也不來了，酒店一下都空了，天天門可羅雀，這些大廚、酒店的管理人員都沒事干啊。沒進錢怎么交稅？于是沙遜他們就欠債，月月利上加利，最后沙遜終于熬不住了。1951年，他把資金全都撤到中國香港了，那么這些大樓就折價抵了債。顧準兵不血刃，收回了大量的外國房地產，把它們變成了中國的房地產——沙遜大廈變成了和平飯店，茂名公寓變成了錦江飯店。那么多的花園洋房，那么多的大樓，都是顧準收回來的，而且變成了上海市政府的財產。所以你看，我們的好多機關部門、出版社都在花園洋房里，那都是當年外國人的房產，后來都收回來了。

這些房地產陸續收回來了，最后一棟大樓是外灘的匯豐銀行。匯豐銀行真名叫香港和上海聯合銀行，是英國在海外殖民地最掙錢的一個單位。當年匯豐銀行在中國香港地區開了以后，就年年給英國政府掙錢，英國政府一看中國內地市場那么大，于是在上海也開了一家匯豐銀行。匯豐銀行進了中國，一下就壟斷了中國的金融市場，操控了中國的外匯牌價，也就是中國的外匯牌價看匯豐銀行，然后匯豐銀行還在全國各地投資修鐵路、蓋工廠、弄礦山。匯豐銀行在民國時期那么發財，而到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銀行掌權，外國銀行禁止在中國從事投資活動，所以匯豐銀行一下子沒生意做了，月月不來錢還得交房產稅，這哪虧空得起啊。熬到了1954年，匯豐銀行終于挺不住了，把上海的匯豐銀行撤了，回到香港去。當時由市政府出面，組了個空殼公司，叫大中華貿易公司，不以政府的名義，跟匯豐銀行談交易，你資不抵債，我買了你，我也不給你錢，正好抵債。于是就把這個大樓盤下來了。簽約那天，匯豐銀行的總裁非常痛心，因為他在中國工作幾十年了，對這個銀行有感情，現在這個大樓交給共產黨了，他說得留點紀念，要把匯豐銀行門口的銅獅子搬回英國去。不行，銅獅子都不許搬，銅是戰略物資不許出口。那怎么處理這對銅獅子？匯豐銀行搬走了以后，這座樓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獅子是帝國主義的，哪能擱在門口啊？于是這對原裝的銅獅子就搬到上海博物館地下室去了，也不能展出。等到改革開放，外灘變成金融街了，香港匯豐銀行要回來，還是要買這棟大樓，大家競標，浦發銀行來競標，表面看起來是浦發比匯豐出錢高，于是就把樓給了浦發。浦發進入這個大樓后，把那對銅獅子原樣復制了一對放在門口。共產黨進入上海之后，用合理合法的政策，收回了大量外國房地產，使得上海人民真正感覺到揚眉吐氣。我們終于擺脫了半殖民地的陰霾，終于挺起腰桿來了。

上海解放第一年，共產黨在各條戰線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把舊上海改造成了一個新上海。

（摘選自劉統教授《上海解放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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