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山由紀夫戳破真相，當年免的千億賠款，實則給日本立了個死規定

日本至今都難以預料，當年戰敗的賠償款，雖被中方免去，但卻是為中國贏得一張有效的法律王牌！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這是二戰后日本領導人首次訪華，國際社會密切關注著這場打破東亞冷戰格局的破冰之旅。

當晚的歡迎宴會上，田中角榮在致辭中談到日本對華侵略歷史時，用了“添了很大的麻煩”這一輕描淡寫的表述。這句話立即引發了中方強烈反應。”

周總理隨即列舉了沉痛的歷史數據：“日本攻陷南京，侵華日軍屠殺了幾十萬名中國士兵和平民。侵華戰爭期間，1000萬中國人死于日寇炮火之下，2000多萬中國人民受到戰爭傷害，中國遭受3000多億美元的財產損失。”

面對中方嚴正立場，田中最終承認“周總理講的是事實，不容爭辯”。

更引人關注的是隨后的賠款問題談判。日方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在商談具體條文時提出，聯合聲明中不必再提賠償問題，聲稱“日臺條約”中蔣介石政府早已宣布放棄要求賠償的權利。

周總理當即批駁了這一說法：“當時蔣介石已逃到臺灣，他是在締結舊金山和約后才簽訂‘日臺條約’，表示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那時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是在大陸上。”

中國最終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款要求。1972年9月29日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明確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這一決定背后，是毛主席等領導人的戰略考量。周恩來在談判中明確指出：“我們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出發，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賠償負擔而受苦，所以放棄了賠償的要求。”

中國放棄對日賠款要求的決定，背后蘊含著眼區域格局和長遠發展的戰略思考。1972年的中國面臨嚴峻國際環境，北方蘇聯的軍事壓力與東南方向的戰略威脅并存，需要打破外交困局。

田中角榮上任后迅速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亦有其內政外交的考量。他曾直言：“日中關系問題，既是日本的外交問題，更是日本的內政問題，是明治百年來最大難題，解決了中日關系，日本國內三分之二紛爭就沒有了。”

當然中日關系正常化的核心議題之一便是臺灣問題。在談判中，日方期望對“日臺條約”的處理方式得到中方照顧。最終雙方達成默契，聯合聲明中不提“日臺條約”，而由日方單獨聲明臺灣關系已終結。

甚至日本代表方成員大平正芳外相明確表示：“我們有決心采取必要的措施。”

也是這種政治決斷為中國放棄賠款要求提供了對應條件。

也就是說當年實際有賠償款，但我方并沒要，是為何？

只得說，如今看來不得不感慨當年毛主席等領導人的決策。毛主席和周總理等領導人清醒地認識到，過于沉重的賠款負擔會拖累日本經濟發展，不利于地區穩定。他們更看重的是日本政府對臺灣問題的明確態度和對中日未來關系的長期承諾。

中國放棄的戰爭賠款數額究竟有多大？歷史學者估算，若按國際法追索，日本應對中國的戰爭賠償可能高達數千億美元。作為對比，日本戰后對華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總額約為3.65萬億日元，按近期匯率折合約2551億人民幣。

這筆ODA始于1979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資金、技術極為緊缺。援助形式包括低息日元貸款、無償贈予和技術支持，援建項目遍布中國各省，如京秦鐵路、上海寶鋼、北京首都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

日方常常將ODA宣傳為“投桃報李”的友好之舉。但鳩山由紀夫的揭露表明，ODA在某種程度上是那份“政治契約”的“對價”組成部分。它并非純粹的慷慨，而是日本在獲得免于巨額賠款這一巨大利益后，所履行的一種替代性責任。

更為關鍵的是，日本也從ODA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中國進入還款期后，隨著日元升值，償還額相應增加；許多援助項目附加了購買日本機械和原材料的條件，使資金回流日本企業；技術轉移也幫助日本企業優化了本土產業結構。也就是說，這這本質上是一種互惠安排，而非單方面恩賜。

如今幾十年過去，鳩山由紀夫萬萬沒想到，當年看似對日本“惠利”，實際卻是埋了個定時炸彈。

當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行，正是鳩山由紀夫發出警告的直接原因。高市早苗不斷在相關地區問題上進行挑釁，甚至將該問題與日本“存亡危機”強行關聯。

她大力推動擴軍、叫囂行使“集體自衛權”，并在臺灣等問題上發表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言論。中國外交部明確指出，這些言論“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嚴重破壞戰后國際秩序”。

鳩山由紀夫直言不諱地指出，高市早苗的言論令日本的國家利益面臨“難以估量的損失”。他引用《論語》“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敦促其盡快糾正錯誤。這番警告，如同揭開了歷史契約的“賬本”，讓日本社會看清了挑釁行為的潛在代價。

而之所以如此，鳩山由紀夫的揭露提供了最根本的解釋：她的行為在法理層面“撕毀”了那份支撐中日關系半個世紀的政治契約。

首先，這份歷史契約具有強大的法理約束力。它不僅是雙邊文件，更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奠定二戰戰后秩序的國際法律文件一脈相承。高市早苗試圖突出無效的“舊金山和約”來為其立場辯護，被中國外交部斥為“錯上加錯”。

其次，現實的經濟利益讓日本難以承受關系破裂的代價。中日互為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產業鏈深度交織。高市早苗的言論已導致“一家酒店出現一千人取消預訂”的即時經濟損失。

而這僅是冰山一角，若政治地基徹底動搖，日本企業將失去巨大的中國市場，這對日本經濟將是難以承受的打擊。

再者，國際社會的反應形成了強大壓力。斯洛伐克、美國、南非、意大利等多國學者和政治人物紛紛批評高市早苗的言論，指出其“公然挑釁二戰后國際秩序”，“違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這種廣泛的國際譴責，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

最后，日本國內的理性聲音構成了內部制衡。不僅鳩山由紀夫、石破茂、野田佳彥等前首相相繼提出批評，在野黨也警告日本正在走上“死亡商人”之路。

很顯然，他們深知破壞那份歷史契約的災難性后果。

所以當高市早苗在國會激昂陳詞，將擴軍與“存亡危機”掛鉤時，她或許未曾仔細翻閱歷史檔案。鳩山由紀夫的警告如同一記警鐘：那份用“千億賠款”換來的政治契約，至今仍在約束著日本的行為邊界。

只得說，歷史從未忘記，只是等待有人翻開賬本。鳩山由紀夫翻開了它，而高市早苗的屢屢受挫，正是賬本上最新的一筆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