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冤假錯案發生時，人們才會意識到：法律這塊基石并非堅不可摧

來源 | 水木網絡法學

作者 | 星輝，旅美學者

原標題 | 從《肖申克的救贖》談冤假錯案與重刑主義

一

在許多經典電影中，冤假錯案都是重要的母題——《辯護人》《十二公民》《肖申克的救贖》無不在提醒我們：當法律的天平失衡，個人的命運就可能在制度的縫隙中墜落。張譯主演的電視劇《以法之名》亦以平反冤案為主線，映照出現實社會中那份持續的焦慮——我們對正義的信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御制度與人性的缺陷？

在大多數人的認知中，法律是社會的基石。然而，當冤假錯案發生時，人們才會意識到：這塊基石并非堅不可摧，它也可能因權力的濫用、程序的懈怠、情緒的裹挾而出現裂隙。冤案的成因往往復雜：證據制度的不完善、辦案機制的壓力、社會輿論的裹挾、甚至是個體認知的局限，都會共同作用，推動一場“看似合理”的錯誤。正如呼格吉勒圖案所揭示的那樣——在“命案必破”的指標壓力下，疑點被忽略，證據被解釋，真相被犧牲。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銀行家安迪被冤入獄，卻仍在漫長的牢獄歲月中保有信念。他的救贖不僅是個人的，也是對制度的隱喻：真正的正義，不能依靠上帝的仁慈或偶然的奇跡，而必須建立在人類自身對公正的堅守之上。現實中的冤案卻遠比電影殘酷——那些“含冤者”的救贖，往往來自多年奔走的律師、堅持上訴的家屬，以及偶然被觸動的媒體。他們是制度的補丁，也是社會良知的最后防線。

冤假錯案的根本問題，并非個別案件的偶然，而是“重刑主義”思維的普遍化。在高壓治理的語境下，社會往往更容易選擇“寧可錯判，也不放過”，以嚴刑峻法來換取安全感與秩序感。然而，真正的法治并不以懲罰為榮，而以克制為貴。一個成熟的法律體系，不在于它能多快地懲罰罪人，而在于它能多穩地保護無辜。

正如一些法官所言，防止冤假錯案的關鍵，不只是程序正義的完善，更在于整個司法系統是否敢于對抗慣性。每一次“扛住壓力”的判決，都是對“命案必破”邏輯的逆行；每一個被平反的冤案，都是制度自我修復的跡象。

當我們談論冤假錯案時，其實也在談論我們希望生活在怎樣的社會——一個以懲罰為核心、以恐懼維系秩序的社會，還是一個以公正為底線、以信任為紐帶的社會？《肖申克的救贖》讓人相信希望，而現實中的法律應當讓人無需依靠奇跡。

二

在談論冤假錯案時，我們往往關注個體命運的悲劇，卻較少追問：為什么這樣的錯誤會在一個“以法治國”的體系中一再發生？

這其實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制度的構建，究竟是以什么價值取向為基礎？

法律制度并非自然生長的，它是由社會權力結構、政治文化與公共價值共同塑造的。如果一個制度的首要目標是“維持秩序”，它便會更強調打擊、震懾和效率；而如果它以“保障權利”為核心，就會更重視程序、證據與限制公權力。兩者的差異，決定了司法系統在面對不確定與疑點時的反應方式——前者傾向于“寧可錯判”，后者堅持“疑罪從無”。

冤假錯案的根源，正潛伏在這種價值取向的選擇之中。當“命案必破”成為考核指標，當社會輿論以“該殺則殺”的道德熱情掩蓋法治理性，司法人員便被裹挾進一種制度慣性之中。個體或許明知風險，卻無法抗拒來自體制內部的壓力——那種“殺也殺不得，放也放不得”的兩難，正是重刑主義文化的縮影。

而在影視作品中，冤案題材雖然屢見不鮮，卻常常止步于“個別辦案人員的錯誤”或“良知的救贖”。這樣的敘事邏輯讓觀眾在情感上獲得了宣泄，卻回避了真正的制度性反思。因為一旦追問到根源，就不得不面對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我們的制度，是以懲罰為核心，還是以公正為邊界？

防止冤假錯案的努力，并不只是修補程序或改進技術，更關鍵的是重塑制度背后的價值坐標。一個以人權保障為出發點的法律體系，會承認錯誤的存在，并以公開與自我糾錯來修復信任；而一個以威懾與控制為目的的體系，則往往在錯誤發生時，選擇沉默與掩蓋。

歸根結底，冤案不是偶然的裂縫，而是價值選擇的投影。真正的正義，不在于懲罰得有多快、多重，而在于制度是否有勇氣保護每一個可能無辜的人。只有當愿意從“秩序優先”的邏輯，轉向“權利優先”的理念，法治才能從被動救贖走向主動守護。

三

影視作品中的冤案故事，往往將焦點落在人的善惡——有的講檢察官的覺醒，有的講律師的堅持，有的講無辜者的忍耐與救贖。這樣的敘事固然動人，卻也掩蓋了更深層的事實：冤假錯案并非源于個體的失誤，而是制度導向的必然結果。

當一個司法體系被灌輸“寧可錯判，不可放過”的理念時，它就不再以“保障權利”為首要目標，而是以“維持秩序”“服從政治”“安撫輿論”為優先考量。這種制度性導向，會讓辦案人員在不確定中選擇“安全”的一邊——與其放過一個可能的罪犯，不如錯判一個無辜的人。因為在政治考核、輿論風向乃至職業風險的層層壓力下，“錯判”往往無責，而“放過”可能意味著職業生涯的終結。

在這樣的環境里，程序正義很容易被犧牲為形式。疑點不再被視為保護無辜的屏障，而成了阻礙破案的“麻煩”；證據不再被當作真相的基礎，而被用來支撐預設結論。久而久之，系統內部會形成一種慣性：辦案的首要目標不是尋找真相，而是盡快交出結果。

這種慣性，不僅來自權力結構的壓力，也源于深層文化心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長期存在“重刑以止亂”的信念——嚴懲才能維持秩序，懲罰才是治理的工具。它與現代法治強調的“疑罪從無”“程序保障”之間，存在深刻的價值沖突。于是，當現代制度外觀與傳統治理邏輯共存時，便出現了表面的法治化與實質的懲罰化并行的局面。

因此，冤案的發生并非單純的“偶發錯誤”，而是制度慣性的自然產物；它的糾正，也不應寄托于個別“有良知的法官”或“勇敢的律師”。真正的出路，是制度內部價值取向的重建：讓“無罪推定”成為信仰，而非口號；讓“疑罪從無”成為本能，而非勇氣。

一個社會如果長期在“不可放過”的邏輯中運作，它獲得的不是安全，而是恐懼；不是正義，而是懲罰的幻覺。真正的法治，不在于它能懲罰多少人，而在于它能守住多少人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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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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