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時代遇上低齡犯罪：未成年殺人該判死刑嗎？如何實現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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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節：

01、犯罪的低齡化：未成年殺人犯如何形成？

02、廢除死刑之爭：立場背后的真相

03、AI時代重構“年齡”：法律跟上了嗎？

今年4月，才14歲的初中生優優，被同班同學鐘某某持刀殺害，令人無比痛心！

而鐘某某，也才14歲！

雖然法院依法頂格處罰，但也只能判他無期徒刑。

優優家屬對此不服，提出抗訴，要求判處死刑，但被駁回了。而鐘某某家屬沒有提出上訴，目前判決已生效。

這一判決結果，很快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

不少民眾認為“殺人償命”，即便是未成年人，犯下如此重罪也應判處死刑。

但有很多人，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卻有不同看法，對未成年人適用死刑有違人道精神，我國現行刑法也明確規定不設未成年人死刑。

還有人指出，不少西方發達國家已全面廢除死刑，若對未成年罪犯執行極刑，是否意味著文明的倒退？

于是，一個沉重的問題浮出水面：未成年人殺人，究竟該不該判死刑？

本文將從精準高效心理學的角度，深入內隱記憶層面探討這一話題，這也是人類首次從如此深層的心理視角審視此類悲劇。

01、犯罪的低齡化：未成年殺人犯如何形成？

近些年，我們經常看到，犯罪青少年的年紀越來越小。

2023年3月，在云南發生的一起事件令人震驚：一名7歲女孩竟試圖將4歲男童推入水井。

男童拼命抓住井沿，女孩卻用力掰開他的手，任由他掉進深達2米的水井中，隨后若無其事地離開。

若不是附近村民及時聽見呼救并趕來救援，這名7歲女孩就成了“殺人兇手”！

還有，河北邯鄲三名初中生殘忍殺害同班同學，并將尸體掩埋在廢棄大棚內。

這些案件，一次次沖擊著公眾的認知底線。

當看到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殺人案件時，很多人會認為這些孩子是“天生的壞種”。

但如果我們深入“內隱記憶”層面去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根本沒有什么天生的壞孩子。

未成年人殺人的根源并不是基因遺傳，而是不良的家庭教育和成長環境造成的。

很多人，尤其一些精神心理從業者，習慣把精神心理問題歸因于“基因遺傳”。

然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 “人類基因組計劃” ，將人類的基因基本捋了一遍，卻未找到所謂的精神障礙“致病基因”。

這說明，簡單把精神心理問題推給“遺傳”是不科學的，我們要避免陷入“基因決定論”的誤區中。

那么，這些未成年殺人犯，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很多人會想到國內知名的犯罪心理學專家李玫瑾教授。

她在這一領域很有影響力，但她主要運用的理論屬于傳統心理學中的精神分析流派，只停留在“外顯記憶”層面——也就是通過人能主動回想起來的記憶，去解讀心理活動與行為。

李玫瑾教授的演講片段截圖

這種解讀是非常表淺的，也無法總結出真正科學的、高效的家庭教育建議。

但我們能夠深入到內隱記憶層面，也就是那些我們無法想起來、卻真實儲存在大腦、深刻影響著我們情緒和行為的記憶。

所以，我們對人的心理活動與行為的解讀是非常深入的，并有很多顛覆性發現。

其實，這些未成年殺人犯在成長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的病理性記憶。

我們顛覆性地發現，病理性記憶至少分為3部分：

疊加性心理創傷。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遭受了很多心理創傷，內心非常壓抑、痛苦，積累了大量的負性情緒。

比如，他們的父母一直采取簡單、粗暴的家庭教育方式，反復打壓、貶低他們等等。

不良的歸因模式。這些孩子往往嚴重缺乏自我反省意識和能力，習慣把問題和挫折全部歸咎于他人或社會——“都是別人的錯，都是社會的錯”。

這種歸因模式不是天生的，而是從家庭環境中耳濡目染學來的。

如果父母平時茶余飯后經常吐槽社會、抱怨體制，卻從不反省自身的問題，孩子也很容易“有樣學樣”。

疊加性心理渴求（部分情況）。有些孩子曾受過長期過度夸獎，甚至阿諛奉承，形成盲目自大、以自我為中心的心理。

他們會把取得的成績全歸功于自己，這是一種完全內歸因的模式，很容易對別人缺乏感恩之心，成為所謂的白眼狼。

在這些病理性記憶的影響下，尤其當心理創傷不斷累積，并在“一切都是別人的錯”的完全外歸因模式下，他們的憤怒無處釋放，很容易就會走向報復別人的犯罪道路。

實際上，這些未成年犯罪者雖然年齡不大，但很多已經表現出人格障礙的典型特征：

- 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識與能力；

- 毫無同理心；

- 行為遠遠超出了社會規范。

我們一直呼吁，當人格障礙者犯下罪行，尤其是殺人的時候，一定要重判、快判，甚至是頂格判決！

但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未成年人不能被判處死刑。這就帶來一個隱患：即便服刑后，這些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也未必會真正反省。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監獄中，當這些未成年殺人犯遭受新的心理創傷，他們會完全外歸因，內心的憤怒進一步加劇，甚至由偏執型人格障礙發展成反社會型人格障礙。

那么，他們出獄后會變本加厲地找機會報復社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所以，從“內隱記憶”的視角去理解未成年殺人犯后，我們便會清醒地認識到：

一味地寬容，不僅救不了這些所謂的孩子，還很容易成為現代版的“農夫”，為自己和社會埋下隱患。

02、廢除死刑之爭：立場背后的真相

面對犯下殺人罪行的未成年人，有些人，哪怕來自法律界的專家或知識分子，一直反對判處死刑，這實際上也是非蠢即壞的。

一部分知識分子，以及法律界的專家主張不應對未成年人判處死刑，理由往往是“不夠文明”、“違背人道”。

他們常常以西方發達國家廢除死刑為例，認為我們也應跟隨。

但法律植根于社會土壤，每個國家的司法體系都與其歷史、文化緊密相連。

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大陸法系（如德國、日本）和普通法系（如美國、英國）兩大體系。

我國在法治建設進程中主要借鑒了大陸法系的框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所以，在不同法系之下，司法邏輯與判決結果往往有著很大的差別。

比如，清華畢業生、谷歌工程師陳立人殺妻案，若發生在中國，那會判處死刑，而且會快判。

但此案在美國審理，不僅程序漫長，其家人重金聘請律師團隊、運用“拖延策略”降低輿論關注，最終也難以真正做到公正。

陳立人，圖片來源于網絡

曾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殺妻案”，也是對美國司法制度的極大諷刺。

辛普森砸重金聘請了號稱天下無敵的“夢幻律師隊”，為自己開脫罪名。

即使所有證據都指向辛普森，但這幫律師硬是利用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漏洞，最后說服了陪審團成員，辛普森被判無罪。

其實，我國法律在發展過程中，也吸收了不少來自西方的法學理論與教材，甚至有部分法律教科書就是從西方發達國家翻譯過來的。

這就導致部分法律人不知不覺接受了“廢除死刑才進步”、“對未成年人必須免死”這些觀念，卻忽略了我國的社會現實與公眾對正義的普遍期待。

更要警惕的是，一些反對死刑的聲音，背后還存在利益驅動。

如果判處死刑，案件通常隨程序結束而終結，律師后續服務空間有限；

若判處無期徒刑，則可能涉及減刑、申訴等多種后續環節，律師的專業介入與收益空間也相應增加。

此外，在立法與司法政策形成過程中，也存在利用權力“夾帶私貨”的可能。

比如，前段時間有關“封存吸毒記錄”的討論，就被公眾質疑是否與個別人士試圖為子女消除案底有關。

這種情況若屬實，那便是對司法公正的嚴重侵蝕。

當然，也有一部分人反對死刑純粹出于善良。

比如在吳謝宇弒母案中，曾有人一直呼吁“刀下留人”，并相信他能悔過，還希望他能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書，從而警醒社會。

吳謝宇，圖片來源于網絡

這種善意可以理解，但如果我們不真正了解犯罪者的心理活動，只憑感情說“原諒”，那反而讓該有的正義得不到伸張。

所以，善良不能沒有鋒芒，法律判決應該在專業、真正理解犯罪心理活動以及長遠社會利益之間，走出一條有智慧的路。

03、AI時代重構“年齡”：法律跟上了嗎?

其實，人的年齡分為4個方面——物理年齡、生理年齡、心理年齡、社會年齡。

我們看一個孩子是否成年，主要是看物理年齡，但我們總是忽略了生理年齡、心理年齡、社會年齡。

如今已經正式進入了AI時代，社會發生了顛覆性的巨變，尤其低效的知識已經爛大街了。

現在的孩子，即使還沒到18歲，通過互聯網和AI接觸到的信息量，遠遠超過父母和老師所能掌握的范圍。

所以，他們的社會年齡，早就超過了他們的實際物理年齡。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孩子內心并不真正認同父母、老師的所謂權威，卻懂得在大人面前表現得順從。

深圳那名殺害同學的初中生就是典型例子——他表面是個普通學生，卻一直在偽裝，隱藏了自己犯罪的念頭。

圖片來源于網絡

這些極端案件反映出深層問題：一些青少年既沒有敬畏之心，也不懂得尊重生命。

正因如此，2021年刑法將最低刑責年齡從14周歲調整到12周歲，這確實是法律進步的表現。

但這樣的調整還遠遠不夠。無論是法律體系，還是精神醫學對人格障礙的界定標準，很多仍停留在過去的認知框架里。

面對新一代青少年社會年齡早熟、信息過載的現實，我們的社會反應總是慢半拍——在悲劇發生后才開始補救、討論，然后再修訂法律和診斷標準。

在這個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時代，如果法律和社會認知不加速更新，類似悲劇很可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在未成年人嚴重犯罪案件中，如果完全沒有死刑的可能，部分犯罪者及其家庭就無法真正意識到后果的嚴重性。

死刑的存在本身，就是向全社會宣告：生命尊嚴不可侵犯！

只有當懲罰足夠嚴厲，犯錯者及其家庭才會被迫直面家庭教育的失敗，深刻地自我反省、改變及提升。

對于受害家庭來說，失去親人的痛苦，更需要法律給予鄭重回應。

死刑判決傳遞的正是這樣的信息：每個人的生命都受到平等保護，違法行為必將付出代價。

這也能夠在精神上給予受害者家庭一定的慰藉，甚至還能部分療愈他們的心理創傷。

對未成年人保留死刑可能，堅守的是“生命至上”這條不可逾越的底線。

法律必須維護最根本的正義準則——如果連最嚴重的罪行都不能得到應有懲罰，法律的公信力將受損，社會的安全感也會動搖。

最后，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不是在悲劇發生后才去補救，而是提前建立起堅實的防線：

我們不僅需要通過法律讓犯罪的未成年人承擔應有責任，更需要通過真正科學的家庭教育，幫助每一個孩子塑造健全的人格、學會敬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