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為什么說，“六中全會”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上，毛主席說了這樣一段話：“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那么，“六中全會”發生了什么，讓毛主席認為這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會議呢？

（圖：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開始了國共合作抗戰的新局面，中央專門召開洛川會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戰略方針，就是毛主席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應該說，這是符合我黨我軍的戰略方針，也得到了大家一致認可，但是，等王明回國后，卻發生了很大的變故。

王明之前一直在蘇聯，沒有參加長征，也沒有參加遵義會議，等他后來知道遵義會議把他的主張都推翻后，心里自然是憋了一股氣的，因此，等到1937年底回國后，王明就急于揚刀立威。

王明剛到達延安機場后，就在機場發表了一次講話，聲稱自己是奉了共產國際的命令，回來領導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儼然把自己當成了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目空一切。

當時在場的張國燾后來在《我的回憶》中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

很快，在王明的提議下，中央成立了長江局，統一領導我黨在南方各省的抗戰工作，由王明擔任長江局書記，周恩來擔任副書記，成員還有博古、項英、董必武、葉劍英、凱豐等人，其中，博古和凱豐都是王明的人，項英也與毛主席貌合神離，因此，長江局幾乎就成了王明與毛主席分庭抗禮的地盤。

在具體的工作上，王明也處處以共產國際代言人自居，否定了中央提出的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略，而是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要求全黨全軍服從國民黨的指揮，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共同抗戰。

那么，王明到底是不是奉了共產國際的命令呢？

應該說是有的，當時，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情況并不是很了解，認為國民黨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理應擔負起領導全國抗戰的任務，而共產黨的實力還很弱小，只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下，才能發揮出自己的作用。

另外，斯大林也有自己的私心，就是想讓國民黨拖住日本的腳步，解除日本對蘇聯東部的威脅，因此，他自然是站在國民黨一邊的。

所以，王明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其實也代表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觀點。

因為有共產國際的背景，再加上王明的口才非常好，很善于蠱惑人心，就吸引了無數擁護者，長江局所在的武漢，儼然也成了另一個“中央”，與延安分庭抗禮。

如果任由王明繼續下去，中國共產黨將會再次重蹈當年陳獨秀的“右傾投降”悲劇，徹底葬送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大好局面，因此，必須要阻止王明繼續做下去。

如何來阻止呢？毛主席深知，王明之所以有底氣，就是因為有共產國際給他撐腰，要想打倒他，就必須要“釜底抽薪”。

于是，毛主席就派任弼時去了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和抗日戰略，讓共產國際明白了中國革命的復雜性，最終同意了毛主席提出的“獨立自主”的抗日原則，并讓王稼祥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

王稼祥是在1938年7月回到延安的，中央就決定在9月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并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

王明得知這個消息后，還沒有自知之明，竟然要求大家到武漢開會，由他這個“共產國際代言人”來宣讀新指示。

但是，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對，王稼祥還給他發去電報說：“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負責！”

王明見沒有人支持他，只好來到了延安。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宣讀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說：“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建立的抗日統一戰線，毛澤東和朱德同志領導的軍隊執行著新的政策，其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全黨都必須支持毛澤東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和成長起來的領袖。……在當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要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領導下解決，在中央領導機關內，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然后，王稼祥又說：“在我臨走的時候，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特別囑咐，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戰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這是季米特洛夫臨別的贈言。”

這段話，很明顯就是對王明說的，因此，王明聽后頓時就蔫了，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樣囂張了。

這次會議，徹底消除了王明在黨內的錯誤思想，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因此，毛主席才會說這次會議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