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重申：支持治安違法記錄封存，但是吸毒記錄理應除外

在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引發廣泛討論的當下，我始終堅定支持這一彰顯法治溫度的國家政策。

畢竟，對于打架斗毆、小額賭博類普通輕微違法行為，當事人多是一時糊涂犯下過錯，這類行為損害的往往是局部社會秩序，并未對社會安全構成系統性威脅，更不會衍生出盤根錯節、沾滿鮮血的黑色產業鏈。

近期，央視《東方時空》的時空觀察欄目，就“年均超800萬人被處罰 違法記錄終身化？如何為輕微過錯者‘松綁’”為話題做了一期節目，節目中提到，我國目前每年約有800萬人違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留下違法記錄，對工作、生活帶來極大影響。

節目中還采訪了幾個當事人，例如在北京的王女士，因為22歲那年和男友鬧別扭，由吵架升級為打架，被警方拘留三天，這一次的的治安處罰，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在地鐵站、高鐵站等需要刷身份證的場所，機器都會發出異常的警告聲，每次都讓她感覺被羞辱，王女士的生活被禁錮在當地，連出去旅游都成了奢望。

治安處罰記錄對王女士來說是出行的不便，但是對于湖南常德的唐先生來說，是失去了一名成為消防員的機會。唐先生從小是一名留守兒童，由農村的爺爺奶奶帶大，因為蓋房子時與鄰居發生糾紛，因為爺爺被打，唐先生出手阻止，導致對方耳朵受傷，被治安拘留。2023年，唐先生報考了當地的消防崗位，通過了筆試和體能考核，但是因為治安管理違法處罰記錄與消防員工作失之交臂，之后報考輔警也未能如愿。

如此類似的經歷的人節目中還提到，安徽的施先生，因為網上發表不當言論被治安處罰，考公務員省第一名的成績都被刷了下來；新疆一名立過二等功的轉業軍人，因為打架的違法記錄，屢次在應該升職時被叫停。

制度為這類群體“松綁”，讓他們擺脫“一次違法、終身受限”的標簽，重新融入社會，既體現了對個體權益的尊重，更是法治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但支持并非無底線的盲從，當討論觸及吸毒記錄時，我必須明確表態：吸毒記錄絕不能與其他輕微違法記錄同等封存。

吸毒行為從本質上就與打架斗毆、參與賭博等普通輕微違法有著天壤之別，這種差異不是程度上的輕重之分，而是性質上的根本不同，容不得絲毫模糊和混淆。

普通輕微違法是對社會秩序的局部擾動，而吸毒行為背后連接著的是一條罪惡的黑色產業鏈。從毒品的種植、制造到運輸、販賣，每一個環節都充斥著暴力與血腥，無數家庭因之破碎，無數生命為之凋零。

更值得我們銘記的是，吸毒者交出去的每一分錢，都是打在緝毒警察身上的子彈，吸毒者完全就是罪惡的幫兇。34歲的李文華在抓捕毒販時身中5刀，心臟被刺中仍奮力追捕，最終英勇犧牲；32歲的黃紅斌為追捕吸毒犯從12米高樓摔下，壯烈殉職；40歲的劉浩在抗癌期間仍堅守緝毒一線，生命最終定格在崗位上……這些緝毒英雄用鮮血和生命筑起了抵御毒品的防線，他們的犧牲換來了我們的安寧生活。

這份沉甸甸的付出，早已刻進公眾的集體記憶，也讓“禁毒零容忍”成為全民共識。

近期南通文旅六個字漲粉400多萬，這份“潑天的流量”本質上正是普通公眾對禁毒事業最直接的支持，更是對吸毒記錄可能被封存的強烈質疑與反對呼聲。

公眾用點贊和關注傳遞的態度再清晰不過：其他輕微違法可容可改，但吸毒絕不能被輕易“抹去”痕跡。

將吸毒記錄與其他輕微違法記錄一同封存，無疑是對這些英烈在天之靈的褻瀆，更是對他們用生命守護的禁毒事業千萬公眾禁毒共識的漠視。

更關鍵的是，吸毒行為具有極強的成癮性和復發性，“一次吸毒，終身帶毒”并非危言聳聽。

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的摧殘是毀滅性的，會導致身體機能衰退、精神障礙，甚至引發艾滋病等惡性傳染病；對家庭而言，吸毒者往往耗盡積蓄、滋生暴力，最終導致家庭解體；對社會來說，吸毒者為獲取毒資極易從事盜竊、搶劫等次生犯罪，嚴重破壞社會秩序。

與普通輕微違法不同，吸毒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具有持續性和擴散性，即便當事人接受處罰，其潛在風險仍需長期監管。我國對吸毒人員實行的動態管控機制，正是基于這種特殊性的必要舉措，而記錄封存顯然會削弱這種監管的有效性。

法治的進步既要體現溫度，更要堅守底線。

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初衷是“容錯與救贖”，但這種救贖不應覆蓋到吸毒這類與罪惡緊密相連的行為。

人民日報已經代表人民發聲，將吸毒記錄排除在封存范圍之外，不是否定對吸毒者的教育改造，而是對禁毒事業的敬畏、對緝毒英烈的告慰，更是對社會公共安全的堅守。

唯有明確這一底線，才能讓法治的溫度與力度實現真正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