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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杰
我是個寫作者。但不是我,而是筆在思考、回憶或發現……
——加繆
人們熟悉的,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他是20世紀諾貝爾文學獎最年輕的獲得者(1957年),他的主要作品《局外人》《西西弗神話》《鼠疫》等至今暢銷于世,為各國讀者所喜愛。
人們不熟悉的,是作為一名優秀的報人、記者的“陌生人”加繆,他1938年擔任過《阿爾及爾共和報》記者,1939年轉任《共和晚報》記者,1940年任過《巴黎晚報》編輯秘書,1944年至1947年在抵抗運動組織“戰斗”的機關報《戰斗報》任主編,也是這家報紙最知名的社論作者、掌舵人。1955年至1956年加入《快報》,成為專欄“當下”的筆者。一生波瀾起伏,有過五段媒體從業經歷,被稱為“20世紀新聞業的核心人物”。
人們說加繆是“法蘭西的一面真實的鏡子”,在二戰后的頭幾年,“他在巴黎輿論界上下影響甚廣,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萬回應他的專欄文章的信。他的風度、他的關懷、他擁有的廣大讀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領域無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蘭西特性:體現文學、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結合。”([美]托尼·朱特著、章樂天譯:《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
法國瑪麗亞·桑托斯-賽恩斯著、張冬銳譯《記者加繆——從阿爾及利亞到巴黎》一書,揭示了加繆許多閃光的新聞理念,給予AI時代困頓中的新聞人以啟迪。
在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戰斗中,加繆十分看重媒體的價值與力量,他說,“一個國家的價值往往由其媒體的價值體現。”“新聞是國家的語言。”他在《戰斗報》的一篇社論中提出,“我們每個人的任務都是仔細思考我們打算說的話,一步步塑造我們報紙的精神,專注于寫作,并且永遠不要忽視讓一個國家重新獲得最深刻聲音的巨大需求。”由此,“我們就不會失去尊重。”
什么是記者?加繆認為,“無論如何,在任何時候,記者這一職業所擁有的好處和肩負的責任是相當的;因此,它既是一份職業,也是一項使命”。加繆在1944年9月1日《戰斗報》的社論寫道,記者“首先應是一個被認為有思想的人。”他又說,記者“首先應該是一個有想法的人,”即記者應該有思想、有觀點、有信念。其次,作為當時日報周期的新聞生產者,“他應該是一個每天都要把前一天發生的事告知公眾的人。”記者是歷史的記錄者,“他是一個日復一日的歷史學家,而他最應該重視的是真相。”“一份報刊并不會因其鼓吹革命而顯得真實。它的革命性唯有來自于它敢講真話”,加繆在筆記中寫道。
加繆認為,記者的角色以其社會責任為特征,應該在道德層面進行真正的反思。記者是“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學家,首先應該關注的是事實。”事實核查(factchecking)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記者必須向讀者提供經過核查的信息。
在記者的諸多基本素質中,加繆把誠實放在首位。因此,他始終主張誠實的新聞報道。
加繆提出“思想新聞”的概念,包括對時事的政治評論和道德評論。記者要做有思想的新聞人,將新聞性與思想性有機結合,報道“有思想的新聞”和“有新聞的思想”,可謂其不懈的追求。
追求“思想新聞”,對于醫治AI時代新聞同質、失真、空泛的病癥,當是一劑有針對性的良方。
加繆對新聞業充滿熱情:“記者這一職業是我知道的最美麗的職業之一。”新聞業是“人間最美好的職業”。
1952年5月1日,巴黎天氣好極了,猶太裔美國哲學家阿倫特寫信給在紐約的丈夫布魯希爾,興奮地說:“我昨天拜訪了加繆。毋庸置疑,他是法國目前尚存的最杰出的人。其他知識分子頂多算說得過去”。([德]羅·科勒爾編;孫愛玲、趙薇薇譯:《漢娜·阿倫特、海茵利希·布魯希爾書信集》)她很認同加繆對記者職業的肯定,兩人有諸多共同的興趣,是精神上的“同道”,1967年阿倫特在《真理與政治》一文中坦言,如果沒有記者,“我們將永遠無法在一個一直變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從最直白的層面上講,我們將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在哪里。”
即便在AI時代,新聞事業依然不可或缺,而“有思想”的記者更是其靈魂所在。他們的存在,幫助我們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避免迷失方向,乃至遠離真相。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82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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