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23日,44歲的唐繼堯在昆明郁郁而終。這位曾經在西南大地呼風喚雨的“云南王”,到頭來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正值壯年卻悄然退出了歷史舞臺。這種落寞的境遇和他當年領兵討袁、坐鎮云南興辦教育的風光日子,簡直是天差地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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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唐繼堯的發家史和閻錫山很像。都是受到資助前往日本學習軍事,后來返回國內之后參加革命,而他們兩個也是振武學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校友。
1909年唐繼堯回國后,他在云南軍界混得順風順水,從講武堂的教官一步步升到新軍管帶。1911年昆明爆發的“重九起義”成功,作為主要帶頭人之一,唐繼堯被任命為云南軍政府軍政、參謀兩部次長,這成為他在民國亂世中光輝生涯的起步,也為他后來掌控西南打下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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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唐繼堯帶兵北伐經過貴州時打了貴陽,靠著眾人的支持當上了貴州都督。第二年蔡鍔北上,唐繼堯又回云南接了都督的位子,才30歲就成了手握云貴兩省實權的人物,可以說是春風得意,風頭一時間并無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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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繼堯最風光的時候,勢力和野心都大得驚人。
1915年袁世凱要稱帝,他跟蔡鍔、李烈鈞等人一起宣布云南獨立,發起護國討袁運動,自己當護國第三軍總司令。護國戰爭打贏后,他做了云南督軍兼省長,1917年又被推為廣州護法軍政府元帥,到1918年更是自封滇川黔鄂豫陜湘閩八省靖國聯軍總司令,一時間幾乎內陸半壁江山兵馬由他一人節制,其權勢到達了頂峰,同時也在預示著即將開始走下坡路了。
這段時間里,他一邊整頓軍隊、擴大地盤,一邊也在云南搞了些實在的建設,促進了云南的近代化發展。唐繼堯創辦學校、建市政、搞實業,還創辦了東陸大學也就是后來的云南大學,修了個碧石鐵路,甚至組建了云南第一支航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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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唐繼堯的人生軌跡就此戛然而止的話,那么歷史上對于他的評價恐怕還真的不輸蔡鍔,但可以唐繼堯最終還是走上了一條袁世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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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權力這東西,最容易喂大野心;野心一膨脹,人就容易糊涂。
到了后期,唐繼堯慢慢從革命者變成了軍閥,一門心思擴軍打仗,就想著把勢力范圍再擴大些。
云南本來就土地貧瘠、百姓窮苦,唐繼堯卻不管這些,他一個勁兒招兵買馬,還頻繁摻和軍閥混戰。1920年唐繼堯打四川輸了,1925年出兵廣西又慘敗,后來甚至想趁著孫中山去世,搶廣州政府的領導權。
這些瞎折騰的軍事行動,不光把滇軍的實力耗光了,還讓老百姓和手下的將領都怨聲載道。于是這個當年的革命功臣,就這樣逐漸走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
唐繼堯栽跟頭,根子還在他自己的性格,唐為人太專斷,野心也收不住。對部下,他說一不二,看誰不順眼就排擠;對外,就知道靠打仗擴張,把自己的野心看得比地方發展還重;就連北伐戰爭打響后,他還選錯了邊,跟北洋軍閥合作對付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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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歲的唐繼堯終究是自己給自己挖坑,1927年2月6日,他一手提拔起來的龍云、胡若愚等四個鎮守使聯合逼他下臺。親信都反了水,這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下臺才兩個月,唐繼堯就帶著遺憾死了。
說起唐繼堯,終究還是要功過兩者分開論的。首先我們得承認唐繼堯在護國戰爭中做出的貢獻,并且唐在云南做的近代化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推進了云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李烈鈞就曾說過“護國首功當然屬于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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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唐繼堯后來權勢達到巔峰之后極度膨脹,一度走了袁世凱的老路,屠龍少年終成惡龍,只留下讓人惋惜的感嘆。不過在1936年國民政府為他舉行國葬,也算是對唐繼堯蓋高安定論,功是功過是過,從此已成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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