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郊外的一個難民營里,年過半百的范士貴正盯著天花板發呆。
這是他來到荷蘭的第三個年頭,每月領著不足300歐元的救濟金,每天的伙食是固定的面包和土豆湯。
窗外飄著細雨,這位曾經的中國頂尖高校畢業生,如今成了異國他鄉的“隱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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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世貴的故事要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說起。那時,他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正值改革開放的浪潮。
同窗們或進入政府機關,或投身商海,而他卻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當年的他意氣風發,怎么也想不到數十年后會在歐洲的難民營里度過余生。
2018年,范士貴做出了改變命運的決定,帶著妻子和女兒前往柬埔寨。他對親友說這是要去海外發展,實則懷著移民歐美的夢想。
在金邊,這位高材生開了一家饅頭店,生意卻始終慘淡。鄰居們常看見這個戴著眼鏡的文弱書生,在蒸籠的熱氣中茫然失措的樣子。
人生的轉折發生在2020年。據知情人士透露,范士貴竟將妻女以1.7萬美元的價格賣給當地一個人販子集團,獨自攜款逃往歐洲。這一違背人倫的舉動,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抵達荷蘭后,范士貴申請了政治避難。他在聽證會上編造了一套受迫害的經歷,而移民官員似乎并未深究這些說辭的真實性。實際上,他在國內面臨的是涉嫌經濟糾紛的問題,與政治迫害毫不相干。
難民營的生活殘酷而真實。八人一間的宿舍里,充斥著各種氣味和噪音。范士貴的床位上貼著一張泛黃的中國地圖,這是他僅存的故土記憶。
同屋的非洲難民時常欺負他,有一次甚至在他的飲用水里撒尿。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社交媒體上仍堅稱“歐洲人素質比中國人高”。
2023年初,轉機似乎來臨。荷蘭政府給他發放了臨時工作許可,雖然只能在監管下從事清潔等低端工作,時薪15歐元。
這本是個重新開始的機會,但范士貴卻打起了退堂鼓。他計算后發現,扣除稅費后月收入僅2000歐元,與領取救濟金相差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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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戲劇性的是,他在工作中遭遇了種族歧視。同事在他的工具柜里塞滿侮辱性紙條,他向主管投訴后反被解雇。對此,他的反應令人愕然:“都是中國人在海外的壞名聲連累了我。”
范士貴的案例折射出多個發人深省的社會問題。首先是對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已經讓部分人喪失了基本判斷力。
即便在難民營遭受不公,他仍然固執地美化海外生活。其次是精英教育的缺失,高等學府培養出的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非德才兼備的社會棟梁。
與同齡人的對比更顯諷刺。他的大學同學多數已事業有成,有的成為知名學者,有的創辦企業,最不濟的也在家鄉安享晚年。而這位曾經的“天之驕子”,卻淪落異國他鄉,靠救濟度日。
范士貴的精神狀態值得關注。他時常陷入各種妄想,時而幻想獲得荷蘭國籍后回國“復仇”,時而幻想美國政府會特聘他為顧問,甚至幻想與世界首富稱兄道弟。這些荒誕的念頭,反映出他已經完全脫離現實。
這個案例引發我們思考教育的本質。知識的傳授固然重要,但健全人格的培養更為關鍵。一個缺乏道德底線的人,學歷越高可能對社會危害越大。同時,這也提醒我們要保持理性思考,不盲目崇拜西方,不逃避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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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層面看,范士貴的遭遇也反映出部分海外華人的生存困境。他們既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又不愿正視自身問題,最終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這種現象值得僑務部門和社會學界關注。
對于正在考慮出國發展的年輕人,這個案例更具警示意義。海外并非天堂,個人的綜合素質和適應能力比環境更重要。在任何地方,腳踏實地都比好高騖遠更實際。
范士貴的故事還在繼續。最新消息顯示,他正在申請轉移到加拿大的難民資格。與此同時,他的大學同學正在組織校友捐款,希望能幫助他回國面對法律問題。不過,這個提議遭到了他的拒絕。
人生沒有重來的機會,但每個選擇都會留下痕跡。范士貴的經歷告訴我們:與其逃避現實,不如勇敢面對;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求諸己;與其盲目崇拜他人,不如腳踏實地做好自己。這些樸素的道理,值得每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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