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則簡短史料，淺談清初“于七起義”對登州府城（蓬萊）影響

本文話題因筆者近來所閱讀的一則膠東史料而起，其內容與清初發生在半島區域的“于七起義”有關，具體收錄于清道光版《蓬萊縣志》當中。

所謂“于七起義”，即棲霞唐家泊人于七（本名于樂吾）在順治五年（1648 年）和順治十八年（1661 年）兩次舉兵反抗清廷統治之事。第一次舉兵，于七中途接受清廷招安；第二次則奮戰到底，最終因強弱懸殊，而在康熙元年（1662 年）兵敗。于七本人從牙山突圍，正史稱其“不知所終”，民間盛傳其輾轉來到嶗山華嚴寺（原名華嚴庵）出家為僧，法號“善和”。

在清代大部分時間里，“于七”都被定性為“土寇”，其舉兵這段歷史，在官方史料也一般稱作“于七之亂”或“于七之變”。至清末，在同盟會發動“驅除韃虜”革命輿論宣傳的背景下，于七這才以敢于反抗清廷的英雄形象出現在外界面前。此后，“于七之變”也改稱為“于七起義”。

筆者很早就對“于七起義”這段歷史產生興趣。前些年，在撰寫長篇小說《于七的軍師》期間，曾留意收集了不少相關史料。但這些史料的地域范圍集中在棲霞、萊陽（含海陽）、牟平（寧海州）、文登、平度、即墨、招遠、萊州（掖縣）等地，而卻基本沒有見到登州府城蓬萊方面的相應記載。清光緒版《增修登州府志》雖然對于七起義的經過有較為詳細的敘述，但該文系站在全局高度上的描寫，亦不曾提及起義對蓬萊當地的影響。

以上現象的出現，其實也在情理之中。蓬萊作為登州府城，當時系清廷在膠東的軍政中心。于七第一次起兵時，尚有登萊巡撫這種級別的大員在蓬萊城中坐鎮；第二次起兵時，登萊巡撫雖已裁撤（注：據《清實錄》，登萊巡撫是在順治九年裁撤），但蓬萊城中還有登州鎮總兵駐防。在此背景下，攻堅能力較弱的于七所部，并沒有貿然向蓬萊發動進攻，而當地亦無盟友響應。總體而言，于七起義期間，蓬萊并未受到戰火的直接波及。

大凡事物，皆會產生連鎖反應。于七起義的戰火雖未直接波及蓬萊城，但其連鎖反應還是對當地造成了相應影響。此次要介紹的史料，就是直觀體現。

這段史料，本身是《蓬萊縣志》對一位節孝婦女“楊蕭氏”的事跡記載，其文稱：“楊蕭氏，鄉賢庠生楊大觀妻，年二十九夫亡，撫九歲孤寅生。于七之變，郡人惶恐，氏攜子逃避，寇平紡績教子……”

從以上記載來看，于七起義期間，蓬萊曾出現過“民眾惶恐出逃避難”的現象。而結合“寇平”字眼推斷，這一現象應發生在于七第二次舉兵時。作為防御相對穩固的登州府城，當地為何仍出現了恐慌情緒？筆者個人認為，其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地理區位。觀看地圖可以發現，蓬萊西連黃縣、南鄰棲霞、東接福山，共有三個鄰縣。而在于七第二次舉兵期間，棲霞（牙山）系其大本營所在；福山方面則由盟友邢小泉率眾攻城。也就是說，蓬萊三個鄰縣當中，有兩個處在戰火之下。如果放眼整個膠東半島，寧海州城（牟平城）、文登縣城、大嵩衛城（現海陽鳳城）均曾被于七不同盟友率軍圍攻，招遠縣亦一度形勢不穩。膠東半島三面環海，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地處半島北部的蓬萊頗有“孤城”之感，產生焦慮實為正常。

第二方面的原因在于歷史陰影。約三十年前的明崇禎五年（1632年），孔有德等明朝叛將發動登萊之亂。在此過程中，登州府城飽受涂炭，死難者眾多。這一事件給當地人造成了較大的心理陰影。受此影響，當又有戰亂發生的消息傳來后，蓬萊城中難免會風聲鶴唳。

在上述兩大因素的交織下，當地便出現了“郡人惶恐，外出躲避”的情況。只不過由于戰火并未真正波及，縣志不曾專門敘述其事，而僅是從側面簡略提及了。當然，這則史料雖短，但亦有相應參考價值。（本文作者：隋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