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愛在》居然是政治電影

作者：Kevin Lee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Senses of Cinema（2004年10月）

在《愛在日落黃昏時》80多分鐘的對話中，最尷尬的時刻發生在政治討論上，這難道不是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一種象征嗎？影片進行到大約25分鐘時，久別的戀人席琳（朱莉·德爾佩飾）和杰西（伊桑·霍克飾）就世界是變得更好還是更糟了展開了一場充滿矛盾的討論。

《愛在日落黃昏時》

這是一種接近政治討論的東西，你很少會在一部故事片中看到這些（盡管你可能在當代紀錄片中大量接觸到它們——現在有一種值得反思的分裂狀態）。杰西提出了世界總體上正在好轉的觀點，這激起了席琳對環境、戰爭、饑餓和經濟不平等的糟糕狀況的猛烈攻擊。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時刻，幾乎打破了對話（也因此打破了電影）的軌道。席琳露出了尖銳、咄咄逼人的一面；杰西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于是就走開了。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盡管我認為自己更接近席琳那種具有社會意識的世界觀，杰西在這種世界觀面前表現得就像憨第德那樣的老實人。

我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是在柏林，它不僅僅是杰西和席琳距離邂逅九年后維持一周的重逢時刻，我們還看到了兩個人物的命運復活和團聚，他們懷念過去的束縛，渴望救贖，也讓我離開皇宮劇院時流著眼淚、步履蹣跚。

也許我的辯護是由于少數評論家強烈反對，他們聲稱這部電影迎合了觀眾懷舊的自我陶醉傾向，但我確實發現自己在第二次觀看時對影片更持懷疑態度。在影片開始的半小時左右，他們的談話節奏飄忽不定，帶著試探，對我來說并不滿意。

當然，這種尷尬的感覺是有理由的，最明顯的是，它反映了兩個人在分開多年后試圖重新認識的尷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尷尬的段落中，討論了什么——傳達了什么意義——其中最尷尬的是，在政治貧瘠的當代敘事電影景觀中，發生了可能作為社會政治討論的事情。

他們克服了這個僵局——杰西開玩笑說，即使這個世界和它的所有問題讓席琳成為了一個痛苦的「共產主義婊子」，他仍然很高興能活著并且認識了她。席琳回應說，她很感激杰西不是「一個熱愛自由薯條的美國人」。

這是一種笨拙的交流，試圖將此前的尷尬（以及隨之而來的沉重）抹去；從這里開始，談話變得更加親密，更加集中在情感上。

但此時此刻，我的腦海里開始浮現出最糟糕的場景，這一系列事件暗示了這部電影的什么——似乎指出了這些角色在設計上的限制——政治或社會意識只是他們生活中一個粗略的方面，浪漫的愛情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他們為了重燃愛火而挑起的話題。

這也意味著，政治討論本身就是一種膚淺的活動，在任何情況下，似乎都無法在兩個人物之間建立真正的聯系。席琳擺出一副正直的姿態，而杰西只能做出防御性的反應。

對于我們這些被卷入混亂、對抗性的政治對話的人來說，這種事態的轉變并 不陌生。 了解了這些「對話」的通常結果，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林克萊特和他的聯合編劇兼主演將其視為通向共同啟示的辯證道路上的死胡同。

因為從席琳和杰西登上游船的那一刻起，這部電影就找到了最可靠的立足點。從整體上看，電影的結構對我來說就像在聽爵士四重唱的現場表演，演奏者花了半個小時左右尋找一種共同的氛圍，從那一刻起才是真正的開始。碰巧的是，這部電影的普遍氛圍顯然與政治無關。

這有錯嗎？如果你的感覺和我一樣——政治是對世界運行方式至關重要的一種理解，那么這種理解對于電影所能達到的最大成就是至關重要的，也許你和我一樣覺得，就算不是反政治的，這也似乎是一部非政治性的杰作，在這里，政治思想的爆發不僅是一種失敗的話語嘗試，也是一種自我實現的嘗試（因為對林克萊特來說，這兩者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

盡管當代紀錄片似乎從近乎公然宣傳的政治修辭中獲利頗多，但故事片中的政治似乎一如既往地不受歡迎。似乎大多數人指認《愛在日落黃昏時》的政治性是在于席琳這個角色，它是小資產階級思維模式的必備裝飾，人們談論它是因為它就是應該被談論的東西，而為了達成真正的相互理解，為了更真誠的對話，最終必須繞過它。

但是，這種對討論政治的恐懼——不僅僅是以任何一種古老的方式，而是以一種促進人們之間真誠而有建設性的理解的方式，一種當今許多時髦而公正的紀錄片所缺乏的方式——本身不就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小資產階級姿態嗎？

世界社會主義網站的大衛·沃爾什常常探討電影的政治含義；他的文章是我在鋪天蓋地的贊揚中發現的為數不多的對這部電影的批評之一：

我不想失禮，但這兩個好人（演員都努力練習了他們的對白）都毫無洞察力。他們說的話有些空洞，有些老套，甚至還是關于愛情的…… 影片的困境之一是，它沒有區分不可避免的老化和變化的自然過程，以及人為環境對人體造成的損傷。年輕時候的無邪也一定會消逝，但令人失望的婚姻或不滿意的職業并不是必然的結果。這些可能與目前生活的組織方式有關，與制度有關，與經濟壓力有關，與那些并非不可避免以及自然的事物有關。《愛在日落黃昏時》避開了這些或類似的問題；80分鐘的對話漸漸從記憶中消失。一些更大的東西圍繞在電影周圍，但從未被認真探索過。

我認為上述評論是合理的，因為它指出了這部電影所處的有限的社會范圍：兩個富裕的中產階級都市人，在第五區隨意漫步的鏡頭，沉浸在懷舊的遐想中。然而，對這種批評的反駁是，正是這些有限的參數，讓林克萊特和他的團隊得以對這些人進行敏感而有價值的觀察。

作家（杰西）或社會活動家（席琳）可能是參與撰寫劇本并且扮演這些角色的演員所夢想的另一個自我，為渲染一個力求真實的時刻增加了幻想的元素。

然而，盡管有這些理想化的另一種生活，這兩個人物顯然并不快樂。而沃爾什所希望看到的與社會經濟因素相關的苦惱，對于林克萊特來說，顯然更偏向存在主義和對話性：影片更關乎個體在滿足自身生活的情況下，如何能或不能與他人溝通，以及他們如何做出將永遠影響他們生活的選擇。

這兩種方法都非常有用和具有啟發性，我很樂意探索一種可能將它們整合到解讀作品的互補模式中的方法，而不是得出結論——認為它們就像政治和藝術在當代故事片中表現出來的那樣無法解決。

沃爾什強調了劇本表面上的淺薄，卻忽略了這部電影在制作層面的非凡才華，這再次與影片構思的有限參數有關。沃爾什認為談話的內容膚淺且缺乏啟發性，但我不認為談話的內容是這部電影的主要問題，一點也不。

事實上，他們在進行談話，沉浸其中，打開自己，并因而發生改變，他們的人生觀永遠地改變了，但不是像沃爾什說的那樣，以任何公開的意識形態出現，而在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80分鐘里逐漸改變。林克萊特的攝影機對這種互動的每一秒的關注，使作為觀眾的我，在某一刻拋開了警惕，更加專心和寬容地對待這些時刻。

我與沃爾什的反應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于，我在這些對話中看到了自己，甚至在席琳失敗的政治觀點爆發中也是如此。當我說這部電影對政治的總體處理給我的印象是「小資產階級」時，其實我有四個手指指向的是自己，因為這部電影讓我想起了我每天與朋友和熟人討論政治的方式，有時更甚于我愿意承認的敷衍。

我常常覺得關于政治的討論很容易落入窠臼，最終導向沒有任何建設性的結局（這些照本宣科的思維模式，是最賺錢的政治紀錄片——甚至像《大企業》這樣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佳作，所利用和推銷給觀眾的）。

我覺得這部電影真正揭穿了許多中產階級城市居民在媒體發達的環境中關于政治的感受和討論——它常常出現在試探性的談話中，談話者試圖弄清楚到底該堅持自己的信念，還是應該保持優雅的克制，以便讓對方有空間參與進來。考慮到這一點，觀眾可能會重新考慮席琳在杰西面前談論世界狀態的那一刻：很明顯，她對這些問題充滿激情，但在表達自己的激情時，她冒著疏遠他的風險。

觀眾可能不會認為這場戲表達的是拒絕政治討論，而是幾種表面的互動模式之一，逐漸讓位給更直接的話語模式。相反，林克萊特可能是在闡釋一種特定的政治話語——一種基于人們熟悉的態度、思維模式和修辭手法的政治話語——但這種政治話語基本上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結果。

那么，我們可以轉向何處呢？如果說，席琳最尷尬的時刻，是她袒露自己的政治觀點。那么，我想她最美麗的時刻則發生在片尾，在擺出欣賞姿態的杰西面前，她即興跳起了舞，傳達著最近逝世的歌手/作曲家/政治活動家妮娜·西蒙的精神，她的歌曲《恰好》（Just in Time）飄蕩在房間里。

雖然西蒙是20世紀最具政治意識的歌手之一，但席琳并沒有明確地把她對西蒙的喜愛歸因于政治因素。她回憶西蒙的方式（西蒙在音樂會上會在這首歌的中間停下來，自信地大步走到舞臺的邊緣，即興與聽眾建立起融洽的關系，隨之又自信地大步回到舞臺中央而不錯過任何拍子）表明，席琳愛她是因為她是一個自由的人。

席琳對西蒙的喜愛，以及模仿她的渴望，可能看起來像是一個舒適的中產階級女性的無聊幻想，但席琳對西蒙的獨創性和精神的欽佩無疑是真誠的，充分揭示了她想要成為什么樣的人。

但我們必須厘清的是，席琳追捧的妮娜·西蒙——那個在舞臺上表現得如此有自在的人，有點神經質的席琳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模仿的人，與政治上活躍的妮娜·西蒙是分不開的，哪怕西蒙的生活方式難免會帶來政治影響。

當我們看著妮娜·西蒙的生活，包括在1964年演唱了震驚卡內基音樂廳的觀眾的平權圣歌《天殺的密西西比》，尋找一種自由表達方式的行為就具有了政治意義和個人意義。

這會是自學成才的影迷、終身獨立的電影人理查德·林克萊特擁抱妮娜·西蒙的原因嗎？林克萊特的作品序列中很少公然地探討政治（甚至后911時代的短片《斯彼得一日談》[2003]也避免了政治言論），而是選擇關注存在主義的困境，通過他的藝術表現方式來實現一種個人解放的愿望——一種贊美真正參與的社會話語和不受拘束的合作的解放行為。

這種追求個人解放的傾向很明顯，甚至在林克萊特最商業的電影《搖滾校園》（2003）也可以看見：一個可疑的煽動者（杰克·布萊克飾）向一群毫無防備的預科生灌輸陳腐的搖滾思想，結果卻是通過注入年輕人的熱情和發現來彌補了這種思想。對林克萊特來說，重要的不是想法或體系，而是看到它們的動態；他對過程、交互、協作和交流感興趣。

《搖滾校園》

一些嘲笑《半夢半醒的人生》（2001）的人認為它的想法過多，但他們沒有看到電影真正的意圖，沒有看到它對銀幕里的人物和銀幕外以開放、熱情和自由的心態與這些想法互動的觀眾意味著什么。自由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一個人與這些思想以及另一個人互動的方式，還有共同努力去尋找那種揭示和賦予意識力量的感覺。

這其中的政治含義，以及兩個失聯已久的朋友之間的對話如何成為一種革命行為，很難看出來嗎？這與你現在在電視上看到的完全沒有實質性交流的政治「討論」（所有的政府發言人都在利用日常的發展為自己謀利，抑或是專家們都在猜測結果，而不是分析問題）形成鮮明對比，或許真正的溝通這個概念在政治上是相當激進的。

席琳在《愛在日落黃昏時》中隨著妮娜·西蒙的歌曲起舞，這種所謂的政治宣言真的那么明顯嗎？也許不是——這部電影在闡明它可能有什么政治意義（如果有的話）方面沒有提供這樣的暗示。

正如電影中的其他部分一樣，杰西和席琳共享著一個共同的時刻，他們面對著自己的個人自由，可以做出從此刻起影響他們生活的選擇，我們作為觀眾也要做出選擇：不僅關乎我們想要擁護的電影，還有我們捍衛它們的條件。盡管我們的想法可能會受到引導，但這些條件并不會比一部真正具有政治意識的故事片的預設更早被確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