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日本，正走向“第三次被美國打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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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當高市早苗再次拋出“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激進言論，當日本極右翼的冒險沖動迫使亞太地區感受到戰略焦慮與危險臨近。這一把美國親手為日本打造的“黃金枷鎖”，是否正在逼出一個試圖掙脫鎖鏈、甚至不惜點燃整個亞洲的日本？

本篇對話從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切入，將近代以來日本的自卑與膨脹、“脫亞入歐”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戰敗后的“終戰敘事”與“半主權國家”處境串聯起來，犀利剖開日本極右翼的精神底色與戰略困境，揭示了日本極右派如何在美國庇護與地緣博弈中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的自我毀滅之路。

“一個無法在靈魂上獨立、卻又掌握了毀滅性力量的日本，其命運注定是悲劇性的”，或許這正是東亞世界必須共同面對的世紀之問。我們該如何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同時，避免被拖入日本悲劇的歷史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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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在近代為何會演變成民族主義的“催化劑”？如何看待今天日本右翼與武士道之間的聯系？

鄭永年：首先我們要清楚什么是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就曾對日本國民性進行分析，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非常矛盾的民族性。“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則是武士道（武家文化）的象征，這兩者體現了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易被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征服。他們的士兵受到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

其實不同的民族在早期階段都會有這種類似的“尚武”文化，比如歐洲的騎士文化、中國的俠客文化。這些文化都是在一個封建、甚至原始的狀態下產生的，在當下看來是一種英雄情懷和帶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精神氣質。

但這些文化在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進程中，都會進行轉型。比如騎士精神經歷了“文明化”轉型，其內核被現代=社會的紳士風度和體育精神所吸收；俠客精神經歷了“文藝化”與“理想化”轉型，成為民間正義和道德氣節的象征。

但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卻在近代化過程中，被國家權力扭曲和利用，走向了軍國主義的錯誤方向，最終帶來了災難性后果。

日本：《第二次長州遠征中的武士》，佚名畫作，1865年。圖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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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災難性后果，不僅導致了二戰，也延續至二戰后。比如日本戰后文學大師三島由紀夫，曾寫過《金閣寺》這樣的作品，后來他因為崇尚武士道而切腹自殺（被稱為“三島事件”）。同樣是“尚武”文化，為何日本武士道精神會轉型“失敗”？

鄭永年：這要從日本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武士道精神的轉型最為特殊和悲劇，其走向錯誤方向的關鍵在于，它沒有被揚棄，而是被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國家機器有意識地、系統地改造和利用了。

“三島事件”指的是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于1970年11月25日在東京陸上自衛隊市谷駐屯地發動的政治行動及其隨后的切腹自殺事件。圖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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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后，武士階級被廢除，但武士道精神被日本政府利用，以服務現代民族國家和對外擴張的需要，甚至異化為一種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工具，其核心是絕對服從、自我犧牲和暴力崇拜。

鄭永年：日本以前就是一個非常閉關鎖國的國家。“黑船事件”是日本歷史上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折點。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率領一支蒸汽動力軍艦艦隊，兩次抵達日本江戶灣（今東京灣）的浦賀港，以武力為后盾，要求日本結束鎖國政策、開放通商。這個事件讓日本被迫開放，也直接導致了日本兩百多年鎖國時代的終結，為后來的明治維新和現代化之路拉開了序幕。

明治維新提出“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口號就源于日本人的自卑感。在內部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肓、社會矛盾激化的情況下，外部西方列強的沖擊帶來了空前的民族危機。當時的歐洲是先發展的國家，就成為了日本積極效仿的對象，要參照歐洲的經驗，要“改革開放”。比如政治上學英國的經驗，工業化學德國的經驗，這其實都是沒問題的。從物質層面看，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轉向了現代化，并達到了質的飛躍。

但是，問題出在精神層面。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并沒有因為物質層面的變遷而得到正確的轉型。就像你剛才提到的三島由紀夫，他將自己理想中的“武士道精神”作為一種精神的弘揚，是帶有政治表演性質的公眾行為。一些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從來沒有脫離過原始狀態，依然保留了一些非常封建的、甚至有點愚昧的部分。

比如將“忠”的對象無條件地、絕對地集中到“神格化”的天皇身上。這創造了一個至高無上、不容置疑的權威。武士道本來是武士階層的精神，但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變成了部分人心中的所謂的日本民族精神。這也在日本民眾心中塑造了一個上的制高點：我是代表國家的、民族的，你們要絕對服從于我。所以一些日本人骨子里會存在著忠誠、愚忠，但本質上，這些人是非常自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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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后，日本推行“脫亞入歐”，試圖擺脫亞洲身份。后來從福澤諭吉開始推崇“脫亞論”，對亞洲批判、與亞洲劃清關系，甚至后續侵略亞洲。這種對原生身份的自卑感，是如何催生了極右派的精神內核，進而造成了戰爭的悲劇？

鄭永年：福澤諭吉被日本所推崇，這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盡管當時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想要“脫亞入歐”，但其無論怎樣變，也無法真正變成歐洲人，真正變成白人。

盡管西方樂見日本的這種親西方的態度，但對西方來說，日本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假裝的西方人。這更加深化了日本的自卑感。

1862年，烏得勒支大使館前的訪歐團成員，左邊第二人為福澤諭吉。圖源：維基百科

我剛才也說，日本由于精神層面的轉型失敗，這導致了其在思維上、知識體系上失去了自主性。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思維思想，失去了價值判斷，這是非常糟糕的，因為這會讓一個民族在不知不覺、無意識的狀態下，在精神和文化層面走向死亡。

這也是我現在為何一直在強調現代化進程中知識和思維獨立的重要性的原因。經驗地看，凡是能夠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才有更大的概率獲得成功，而那些照抄照搬他國的現代化模式則有很大的概率走向失敗，而這其中的決定性因素便是思維和知識的獨立性。

日本文化上的武士道精神，沒有經過現代性的轉型，又失去了自主的價值判斷，一股腦照搬照抄了西方的方式。這使得近代以來的日本在學習了西方好的方面經驗的同時也照搬了西方壞的方面的東西。例如，在外交關系領域，近代西方盛行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強權就是真理，戰場上的勝負是衡量一個國家強大與否。日本人把這一套全盤搬用過來，把此適用于日本的外交政策。

近代以來，亞洲大部分國家都淪為過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以當日本在1905年打敗了沙俄而成為亞洲第一個打敗西方列強的國家的時候，大部分亞洲國家都是非常開心的，認為終于有亞洲國家強大起來，打敗了一個西方列強。

但日本也變得“膨脹”無比，認為自己是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自己是亞洲第一個打敗歐洲列強的國家，代表著先進和文明，而其它亞洲國家是落后愚昧的。這完全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可以說，除了學到了西方的先進技術，除了“改革開放”，西方的帝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同時被日本照抄照搬過去。

日本認為自己是“強權”，要代表整個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并以此名義到處侵略，給其他亞洲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歐洲的德國不同，日本一直沒有正視侵略亞洲的歷史，這和日本這種要代表亞洲打敗西方的“道德感”有密切關系。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新華社發

追其根源，是由于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傳統沒有得到正確轉型，這種精神非但沒被轉型好，還被利用。在二戰前夕，軍隊里的極右派綁架了天皇，少數極右派綁架了整個日本社會、整個日本國民，最終才會給世界釀成大災難。

所以從精神和文化的層面看，日本也是一個很可憐的國家，這是一場文化內核完全被西方殖民的悲劇。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觀察到的，西方人對日本人的這種矛盾心態有充分的認識，并且也充分利用了日本人的這種矛盾心態，為西方所用，成為西方的工具。

不管怎么說，日本“成也是美國，敗也是美國；成也是西方，敗也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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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末期，日軍奉行“玉碎”政策，即使戰至最后一人也絕不投降。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終結了戰爭，但給日本社會留下深刻創傷。這一事件是如何加深日本的“極右情節”的？

鄭永年：客觀地說，二戰是少數右派挾持了日本的政治制度，挾持了整個社會，在給世界帶來災難的同時，也給日本整個國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美國用兩顆原子彈結束了戰爭。盡管日本使用的是“終戰”而非“投降”，但當時也沒有人去追究這個，這也為后來埋下了惡果。戰后美國對日本帶來的影響是“雙刃劍”——既幸運又不幸。幸運的是美國雖然占領了日本，但帶給日本發展的新機遇；不幸的是，二戰結束后，美蘇冷戰就開始，美國為了對付所謂的共產主義，把日本天皇制度、軍國主義等保留了下來。

所以日本不像戰后的德國，德國已經清理了納粹的制度遺產，盡管德國現在也有一些極右勢力，但已無法成為主流。但所有導致日本走向二戰的因素沒有被清算，而是從政治上、組織上、文化思想上系統地保留了下來。二戰結束之后只審判了幾個戰犯，但沒有清算其它任何方面的東西。

2019年天皇登基前夕，有團體發起游行，要求廢除日本天皇制度。圖源：BBC

在美國保護下，日本上世紀80年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又開始變得“不可一世”。石原慎太郎就在當時寫下《日本可以說不》，這個“不”字是針對美國的。當時，日本大量收購美國資產，以至于美國開始擔心整個曼哈頓都會被日本收購走。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崛起更讓美國憂慮，因為半導體被視為未來信息產業和國防科技的“原油”，如果被日本控制，美國不僅在經濟上受制于人，在國家安全上也面臨巨大威脅。當時有句名言：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經濟戰，那么日本正在贏得勝利。”

但是，日本的好日子并不長，很快被美國打壓下去了。針對來自日本的挑戰，美國立刻采取措施，用貿易協定、政治打壓和金融手段進行了經濟征服，摧毀了日本在高科技領域挑戰美國的勢頭，確保了美國在技術和經濟上的霸權。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再一次徹底打斷了日本挑戰美國地位的進程。

實際上，日本盡管一直“屈服”于美國，但日本對美國有很強的怨恨和悲觀的情緒。因為美國的“保護”，日本從來沒有成為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充其量是一個“半主權”國家，并且每一次日本要抬頭的時候，等待的便是美國的打擊。現在中國崛起了，日本開始把對美國的怨恨，轉化為對中國的恐懼。這也是日本極右派現在擴張邏輯的基礎。但實際上，這是由于美國的原因，不是由于中國的原因。

但我們要保持極大的警惕。日本的極右派很有可能會利用民族主義，利用道德正義感和民粹主義，再一次綁架整個日本社會。我們對此要小心。

當然，我們在上次談到高市涉臺謬論的時候也說過（詳見）日本也不是一體的，很多老百姓對戰爭也有非常深刻的反思，我們不要把每一個日本人都看成是像高市早苗這樣的右派，想要促進中日友好的人也是很多的。所以，看待日本極右翼，一定要把他們跟日本的整個國民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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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國之間有如此多的歷史糾纏，使它對于美國有一種很矛盾的心態：一方面對美國抱有怨恨（如剛才說的兩次被美國打敗），另一方面又極度依賴美國來制衡中國。將美國視為“保護者”兼“壓迫者”，卻又將矛頭指向中國，如何看待日本這種矛盾的心態？

鄭永年：日本對美國這樣的態度，只會加深它自身的自卑。因為日本根本稱不上是所謂的“正常國家”。但不是中國使得日本成為“非正常國家”，而是美國使得日本成為“非正常國家”。是美國讓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的——不用說國防外交完全是美國說了算，甚至經濟增長也都受到美國的限制。

所以日本盡管展現出對中國的恐懼感，打著“反中”的旗號，但它實際上是想脫離美國的。日本不是沒有對華友好的力量，只是很難強大起來。比如，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就做過嘗試，他主張建立緊密的東亞共同體（以中日韓為核心），試圖把日本轉回東亞。但很快，他就被視為是“親華”的，遭到了美國政府的不滿，以及日本背后的右翼勢力的聯合抵制。這也證明了日本脫離美國控制的巨大難度。

日本右派并不笨，幾次直接挑戰美國失敗之后，找到了通過“反中”來實現正常國家的目標。因為冷戰結束后美國也是把中國視為其主要的競爭者，甚至敵人，日本這樣做，就可以堵住美國人的口。這一策略從小泉純一郎開始，到安倍成熟，高市只是安倍的繼承者。小泉純一郎的執政時期，中國開始快速崛起。日本就開始打著“反中”的旗號來追求國家的正常化，尤其是外交和國防的正常化。不同的右派政客都能找到理由，包括來自朝鮮的核武威脅，來自中國的威脅，和臺灣問題。“臺灣有事論”是安倍引入的，現在高市接過來了。但這些都是日本右派追求國家正常化的“工具”。

日本極右勢力現在最恐懼的就是會被特朗普（美國）所拋棄。我們上次談臺海時也講過特朗普搞“孤立主義”有兩重原因，一是現在的美國由于帝國擴張過度，無力支撐其龐大的盟友體系；二是特朗普更側重于美國國內、周邊和“后院”。特朗普覺得我（美國）給你（日本）提供安全，但是你也不交“保護費”，那我為什么要給你提供安全？

日本媒體把特朗普政策視為是“第二條黑船”。也就是說，日本右派想利用特朗普“退群”的機會加速實現國家的正常化。高市是繼承安倍衣缽的，“臺灣有事論”并非“口誤”，而是深思熟慮的安排。

日本想成為正常國家，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日本不但對歷史沒有反思，還打著“反中”的旗號，想用錯誤的方法去達成目標，這肯定不僅是大錯特錯的，而且會造成更大的災難。更何況，現在的中國早已不是“吳下阿蒙”，一旦日本觸犯中國底線，導致發生戰爭，那么后果便不堪設想。

日本現在還有一個麻煩的問題，就是派閥政治的解體。派閥政治是日本封建政治的現代翻版。傳統上，天皇為最高權力，下面是將軍。二戰以來，派閥履行著傳統將軍的角色。日本一直是派閥政治，幾個政治家族輪流坐莊、互相妥協，本質還是精英治國——大家還有一些理性。但現在派閥政治面臨解體，民粹主義就乘機崛起了。像高市早苗這種領導人就是民粹主義的代表。她天不怕地不怕、無知無畏的。如果她再次利用這種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來綁架整個日本社會，也可能會帶來不可預估的后果。我們必須要對此保持高度警惕。

2019年，日本德仁天皇的登基典禮。圖源：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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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剛才提到，日本把對美國的怨恨，轉化為對中國的恐懼。近期我們也討論過高市早苗“存立危機事態”的涉臺言論。如何看待日本極右派對中國不斷的挑釁？

鄭永年：對美國，日本早就犯上了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日本對美國越依賴越想爭取獨立，越爭取獨立越害怕被美國所拋棄。日本右派十分擔憂，特朗普上臺后可能會帶來“第二條黑船”。日本的擔心也不無道理。美日會晤時高市早苗“祈求”美國的姿態，害怕被美國所拋棄的樣子，簡直毫無民族骨氣可言。

特朗普（左）和高市早苗一起登上停在日本橫須賀美軍基地的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圖源：法新社

但是，日本對中國是真的恐懼，因為它不愿意承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不僅不承認錯誤，心理上還保留著往日的“優等民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殘余。

日本政治當局從來沒有正視過戰爭的問題。在歷史問題上的認知，他們陷入了一個深刻的、自我構建的“歷史認識陷阱”。歷史問題好像被抹削了，無關“正義”與否，甚至在語義上進行了敘事改造——不是“投降”，而是“終戰”，是按了暫停鍵。

他們將一場源于軍國主義擴張、最終被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徹底粉碎的侵略戰爭，模糊成了一個抽象的、帶有某種悲劇色彩的“終結”。在這種敘事下，戰爭的起因——即日本的侵略行為——被巧妙地淡化了，焦點被轉移到戰爭結局的慘烈上。日本不斷重復“兩顆原子彈”的敘事，這就如同只談論一場大火被熄滅的結果，卻絕口不追究是誰縱的火，以及為何縱火。

正如前面所說，這也是美國給日本埋下的悲劇的種子。因為美國不僅沒有清理掉當時的右派，而且還保護了他們，使得他們繼續執掌日本政治，這使得日本不可能像德國一樣對戰爭有深刻的反思。

這里也應當特別強調一下，二戰結束后美蘇冷戰格局和美日同盟的形成對中國周邊關系也造成了嚴重的惡果。今天，我們經常驚訝于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態度，他們為什么會努力淡化甚至抹去日本侵略的歷史。在中日糾紛中，很多東南亞國家總讓人感覺到對日本的偏袒。這里面有很多因素需要注意，如下幾個因素尤其突出。

第一，東南亞國家無疑是日本侵略亞洲的犧牲者，但東南亞國家都面臨一個“雙重殖民”的難題，這些國家先是成為了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后來日本侵略趕走了西方殖民地，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一些東南亞國家把日本趕走西方殖民地的行為視為“解放”行為，把日本視為是解放者，并且日本的殖民歷史較之西方為短。

第二，也是因為冷戰，日本在東南亞的侵略歷史并沒有遭到清算。例如，在東南亞，抗日的往往是左派，而左派往往和共產主義聯系在一起。“馬共”的歷史就是很典型。經驗地看，東南亞的抗日和中國抗日有太多的關聯，甚至可以被視為一體的。但因為戰后，“馬共”被視為和中國有關聯，因此遭到清算，而日本反而沒有遭到清算。這是因為盡管左派在東南亞革命和抗日過程中扮演重要甚至是主要角色，但在冷戰背景下，執政的往往是右派。右派是和美國站在一起的，因此也是和日本站在一起的。

第三，日本是戰后第一個實現經濟崛起的，在本土崛起之后，日本率先走向了東南亞，即日本經濟學家所謂的“雁行模式”。客觀地說，日本在推動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進程中的確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也花大力氣在東南亞培養了一大批親日和媚日的力量，這些力量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今天成為日本話語的代理人。

如果無法正視歷史，無法反思現實，日本又如何能與其周邊的鄰居相處？高市早苗的挑釁，就是在不斷挑戰戰后秩序，但也是在自找麻煩。日本的老齡化、整個社會結構所出現的問題，其內部結構性問題還得不到解決。所以很多網友在討論，說日本現在是非常不安全的一個國家。我認為，長遠看，日本對我們來說是個“不戰而勝”的國家，因為它會走向自我毀滅，而我們要預防的是，不要被日本拉入其毀滅的進程。

還是要再強調，要把右派跟日本的老百姓分開。日本老百姓實際上每次都是受害者，盡管他們現在民粹主義也很高，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整個日本社會都是被極右派綁架的。

11月21日，在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外，民眾參加抗議活動。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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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日本極右派的一系列行為是否會制造新一輪的地區沖突，甚至最終導向戰爭？我們該如何應對？

鄭永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要發生，一定是日本、菲律賓這樣的國家發動的。菲律賓力量過于弱小，沒有能力來發動一場世界大戰，但日本是有能力的，也是有戰爭經驗的。

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結果是很明白的。中國是上升的國家，而它們是衰落的國家。對中國來說，我們的國防現代化、航母發展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但對于它們來說，在下行的時候，還要將大量的經濟資源投向軍隊——就會走上以前蘇聯的道路，也是自我滅亡的道路。日本以后沒有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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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后沒有機會了”，指的是什么？

鄭永年：就是日本如果再這樣走下去，它再也不會成為它想成為的強大的國家。除非日本改變接受錯誤的方式，能正視歷史的遺留問題，能真實地面對現實，重新跟東亞社會緩和關系，那還會有一點希望。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戰后日本的國家軌跡呈現出一個深刻的悖論：它在經濟上成為了巨人，在政治上卻始終是一個“非正常國家”，其外交與安全自主性長期處于被“閹割”的狀態。

日本二戰前具有獨立的外交政策，走上了帝國主義路線。但自二戰戰敗以來，日本從未真正獲得完整的主權獨立和外交獨立，一直受控于美國，也依賴美國。其國家戰略被牢牢嵌套在美國為維護亞太霸權而設計的“美日同盟”框架之內。這個框架，表面上是一座保護傘，實質上更是一副精工鍛造的“黃金枷鎖”。一旦日本從美國獨立出來，或者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充當美國的代理人，那么風險是巨大的——從“正常國家”到“核武國家”便是邏輯。

對于一個曾遭受其侵略的亞洲而言，一個重新武裝并掌握核武器的日本，將不再是“正常化”，而是軍國主義潛在能力的“再武裝化”。這無異于打開潘多拉魔盒，使日本在可能走向自我毀滅的同時再次引發亞洲戰爭。

歷史悲劇的諷刺性在于，日本仍在此過程中將自己視為美國的“戰略伙伴”，但實際上，它正走向“第三次被美國打敗”之路，第三次成為美國地緣政治棋子的“受害者”——第一次是兩顆原子彈，第二次是經濟制裁，而第三次，或許將是因其充當大國對抗的炮灰而導致的“國家人格”的徹底毀滅。

一個無法在靈魂上獨立、卻又掌握了毀滅性力量的日本，其命運注定是悲劇性的。這不僅是日本的悲劇，更將是整個亞洲的噩夢，也是美國人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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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會說，這也是“美國人的噩夢”？

鄭永年：“美國人的噩夢”是日本極右派的邏輯結局。自從日本被美國收編之后，美國人一直享受著本尼迪克特所說的日本人的“陽光”面，不僅忽視了日本人的“陰暗”面，反而在助長這一面。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阻礙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是美國，而非中國。

從小泉到安倍再到現在的高市，“臺灣有事論”或者“中國威脅論”只是工具，真正的對象是美國。盡管今天特朗普對日本的態度在變化，但只是出于經濟因素的考量，大部分美國人和政客依然沉醉于日本的“陽光”面。即使特朗普也非常享受安倍和高市的這種“卑微”。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人的意識形態中，很多美國人依然相信，一個“陽光”的日本已經成為一個完全的“和平主義”的國家了。

可以想見，一旦中日發生沖突，美國對日政策會有一個艱難和痛苦的轉型過程，猶如二戰期間那樣。開始時，美國大概率會和日本站在一起，反對中國。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也會如此。鑒于今日中國的強大，一旦發生戰爭，東南亞和東亞一些小國首先會成為受害者。正如美國，日本也會塑造一個反華的中國周邊。同時，日本更會利用中日沖突，迅速核武化，并且依據日本的技術實力，日本要成為一個核武國家和一個武器出口國家也是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的。盡管這會引發東亞地區的軍備競賽，但軍備競賽只會加快日本的軍事化和軍國主義的再崛起。

但一旦日本軍國主義化，美國也避免不了成為受害者，并且是具有針對性的受害者。屆時，日本人的另一面就會張揚出來，美國人也會感到驚訝。但驚訝沒有用，日本右派的復仇不是以十年計，可以是以百年計。對美國人來說，一個擁有核武的日本復仇起來并非昔日的珍珠港事件相比擬的。當然，這個過程，也會是日本走向毀滅的過程。盡管很多人會把此當成笑料，但是歷史就是這樣荒唐，尤其是戰爭的歷史。

*文章來源于公眾號“大灣區評論”。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校對｜伍子堯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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